近期，有美国学者发表文章，对欧洲国家所推行的一种新型“绿色殖民主义”现象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欧洲国家一方面将污染严重的产业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重税，导致这些企业面临环境污染和关税的双重压力。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绿色殖民主义”现象并非仅限于欧洲地区，而是在整个西方经济集团中普遍存在，且程度各异。这一现象揭示了发达国家正试图将“绿色理念”和“绿色产业”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剪刀差手段。

西方通过设立“绿色壁垒”来塑造全球南北方的非均衡分工格局。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关键的理论，那就是对南北国家间的国际分工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的“中心—外围理论体系”。环境政治的崛起和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形成，使得西方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从以往工业国对农业国的传统分配优势，逐渐转变为依托于产业外包与分工所形成价值链上的地位差异所带来的新优势。在此体系内，发达国家掌控着产业高端领域，包括研发、创新、品牌建设、产品设计、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等环节；相对地，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承担着外包业务，这些业务往往涉及高污染、粗加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环境密集型等特点，可称之为“繁重且污染严重的任务”。

其次，打着“绿色”的幌子，企图夺取贸易规则上的优势。历经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东西方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虽然西方拥有分工上的优势，但仍然难以消除焦虑感。他们渴望通过新的言辞和框架来重塑贸易规则，以期获得有利于自身的倾斜，实现所谓的“再平衡”。因此，欧盟以“碳泄漏”等为由，推出了所谓的“碳边界调节机制”，而美国国会中的一些民主党人也在筹划推出美国的碳关税规则。此外，近期在自贸协定谈判中，发达国家频繁提到的“环境要求”，实际上是通过产品规范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商品实施限制措施，比如，欧盟与南共市的自贸协定谈判长期未能获得通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盟所提出的环境条款对拉美地区的众多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构成了极为严苛且不利的限制条件。

此外，西方国家通过“供应链韧性”这一合作框架来界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位置。伴随着清洁能源、数字技术等新兴行业的崛起，以及对关键原材料和矿产需求量的急剧膨胀，那些希望继续掌控上述高端产业的西方国家对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产生了极大的担忧，他们纷纷提出了所谓的“供应链韧性”合作计划，并将目光转向了那些富含战略金属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在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合作”与“伙伴关系”背后，西方国家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其强大的跨国企业，获取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同时将精深加工和生产高端产品的产业链牢牢控制在自身手中。

西方国家虽通过经济手段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控制权，然而，它们将发展中国家束缚在原料供应的角色上，这一做法与数百年前通过武力进行殖民掠夺，以及围绕资源控制权进行政治或军事颠覆的行为并无本质区别。实际上，众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尼和智利等，纷纷提出保护本国战略资源的倡议，尽管这些主张遭到了西方舆论的指责，被称为“资源民族主义”，然而，这些呼声反映了这些国家普遍渴望借助全球“绿色化转型”的潮流，以获取工业化发展的机会，从而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升级和转型提供动力。

总体而言，西方国家的“绿色殖民主义”策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发展权利构成了不小的挑战。诚然，各国共同致力于低碳和绿色的发展模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必然要求，然而，只有相互尊重彼此的发展权利、切实构建出既公平又具有差异性的气候责任体系，我们才能在绿色发展的口号下实现国际治理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与合理。（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