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若不紧跟中国的发展步伐，诸多事务似乎难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鉴于此，明确自身应负的责任，辨别那些不实的指责，洞察表里不一的行为和背后的动机，显得尤为关键。

近期，全球范围内对“粮食危机”的关注持续升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将“粮食危机”与“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他们宣称：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大量采购并过量储备粮食，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紧张；中国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助仅占美国资助的千分之一；面对“粮食危机”，中国显得冷漠，“只有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但它的援助意愿令人怀疑”；诸如此类。

悠悠万事，饮食为先，这是中华民族的普遍认知，“有粮在手，心无惧色”亦为全民所共认。我国人口逾14亿，若遭遇粮食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将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抵御了国际投机资本与跨国粮食巨头联手发动的“围攻”，摆脱了饥饿的困扰，不仅实现了温饱，更追求了饮食的丰富与品质。截至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七年维持在1.3万亿斤以上，位居全球粮食生产榜首，同时也是第三大粮食出口国。我国谷物自给率高达95%以上，具备充分条件、能力和信心，依靠国内资源确保粮食安全，无需依赖国际市场进行粮食储备。中国凭借不到全球9%的土地面积，成功生产了约占全球1/4的粮食，养育了全球近1/5的人口，这无疑是对全球安全与稳定发展做出的最重大贡献。联合国粮食峰会特使卡里巴塔指出：“中国有效管理了粮食储备，不仅确保了本国人民的粮食供应，同时也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流淌着雪中送炭、兼济天下的精神。我国秉持大国责任，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力量。在全球发展倡议中，我国将粮食安全列为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广泛动员国际力量，促进优势互补，为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凝聚强大合力。当年，中国停止接收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紧接着便以57.7万吨的援助总量，迅速攀升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仅次于美国和欧盟。此后，中国持续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领域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我国向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南南合作基金捐助了1.3亿美元，同时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太平洋岛国派遣了大量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的过程中，我国贡献的资金最多、派遣的专家最多、开展的项目也最多。自2016年起，我国持续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50多个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帮助了数以千万计的受灾民众。尤其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倡议作出了积极回应，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向阿富汗、斯里兰卡、肯尼亚、乌干达、刚果（布）、贝宁、利比里亚等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粮食支持，此举赢得了国际社会及各国人民的广泛赞誉。

中国急人所急，授人以鱼；更着眼未来，授人以渔。中国坚持“受援国提出需求、受援国达成共识、受援国自主实施”的原则，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策略，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通过派遣专家团队、建设示范农场、培养示范农户、推广优良作物品种、提供技术支持等多种途径，积极推广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我们真诚地致力于帮助各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及粮食安全保障，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援助途径。1979年，中国杂交水稻踏上惠及全球的征程。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这一品种已在亚洲、非洲、美洲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8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的产量比当地优质品种高出约2吨。中国科研团队陆续前往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缅甸、孟加拉国等国家提供专业建议与指导，同时通过国际培训班的形式，对80余个发展中国家的逾1.4万名杂交水稻领域的专业人才进行了培训。此外，中国的农业与粮食援助还推动了数十家企业及科研机构的国际化进程，促进了农机、化肥、种子等产品的出口，达成了互利共赢的局面。

在全球粮食治理方面，我国持续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声。我国积极倡导并努力促使各国实施世贸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同时倡导各国保持粮食贸易的开放性，力促取消不合理的单边制裁，以确保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我国坚决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并呼吁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广阔的政策支持，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减少对农业贸易造成扭曲的过度补贴。

述及我国在其中的作用后，不妨再审视一番这场“粮食危机”及其背后的复杂因素。显然，俄罗斯与乌克兰，作为全球最大的和第六大小麦出口国，其间的冲突对全球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了损害。我们不禁要追问，美国推动北约东扩、介入代理人战争、出售军火并偏袒一方，这难道不是俄乌冲突的深层原因之一吗？同时，我们也需探究，全球粮食短缺的现象是否真的由此产生？是不是已经“缺”到引发“危机”了？

数据显示，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将被其他粮食出口国所填补。美国农业部于5月12日发布的预测指出，2022/2023年度乌克兰小麦的出口量预计将减少至1000万吨，这一数字较2021/2022年度的1900万吨减少了大约一半。然而，俄罗斯在3月份的小麦出口量同比增长了60%，而在4月份，俄罗斯的小麦出口量可能达到了去年同期水平的3倍。普京总统指出，2022年俄罗斯粮食总产量有望突破1.3亿吨，其中小麦产量将达到8700万吨，创下历史新高。同时，预计来年俄罗斯粮食出口量也将有所提升。另外，加拿大在2022/2023年度的小麦出口量预计将增长850万吨，而欧盟的出口量也将增加500万吨。全球小麦的出口总量预计将达到2.05亿吨，这一数字与2021/2022年度的2.02亿吨相比，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动。

若摒弃对“粮食短缺”的成见与误解，便会发现粮价攀升、有价无市才是真正的“危机制造者”，而“吃不起”则直接导致“没得吃”。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粮食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0%，其中小麦价格涨幅高达60%。据世界银行预测，粮食价格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全球将有1000万人陷入极度贫困。这一问题并非短时间内形成，其成因亦非单一。全球经济低迷、新冠疫情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和物流费用攀升、全球主要粮食产区长期遭受的极端气候灾害，以及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产量下降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此外，人为干预与市场恐慌的交织，更像是这些因素的“加速器”和“放大器”。

在人为操控的背后，隐藏着两个“利”字。首先，那些跨国粮食巨头，它们掌控着全球粮食的定价权，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其中，“ABCD”四大粮商，包括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它们占据了全球超过80%的粮食交易市场，而这其中有三家是美国的公司。在国际粮食价格持续攀升的背景下，四大粮食巨头依托其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和强大的资金实力，在粮食期货市场中大显身手，通过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疯狂攫取各国粮食资源。今年四月，ADM和邦吉的股价较一月分别增长了超过五成和四成。嘉吉家族成员的财富在今年也增长了近两成。路易达孚公司预计今年的利润将增长高达八成。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粮食作为巩固霸权的工具，从中获取了政治上的实际利益。美国借助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粮食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的担忧，将“粮食危机”的根源显现出来，仅仅突出战争对危机的推动作用，对俄罗斯实施经济以及所谓的“道义”制裁；将“粮食危机”作为武器，煽动发展中国家对俄罗斯的仇恨以及对中国的怨气，推动追究俄罗斯“战争饥荒罪”的责任，大肆进行地缘政治战略布局和阵营间的对抗。

一些国家和企业的巨额利润和实际利益，促使众多依赖农产品进口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饥荒的忧虑与恐慌。截至5月中旬，全球范围内已有至少35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了50多项农产品出口限制措施，这些措施背后的核心原因是对粮食价格持续上涨的担忧，以及对国内农业供应可能不稳定的顾虑，因此，这些国家优先考虑了国内市场的需求。恐慌情绪导致的粮食出口限制和禁令，再次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进而使得全球粮食期货的价格进一步攀升，甚至导致了多国发生动乱，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美国在当前的“粮食危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它不仅加剧了危机的根源，而且在讨论问题时避重就轻，仅以粮食垄断所得的千分之一作为援助，仅此表面文章，企图吸引目光和获取道德上的优势，试图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危机的真正原因上转移开，以此来维护其主导地位下的不公平全球粮食贸易体系。即便是在提供援助的过程中，美国的耐心也在逐渐减少。叙利亚的农业部门经过抽样检测发现，美国国际发展署提供的3000吨小麦种子中，有四成受到了粒线虫病的感染，这些种子不仅无法用于种植，而且会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害，威胁到叙利亚的粮食安全。与此同时，驻叙利亚的美军却秘密派遣了40辆卡车，非法运输当地的小麦，这一行为仿佛是一场现代版的“借种还粮”的悲剧，旨在摧毁叙利亚的国家根基。

国际社会承诺在2030年前，要在全球尺度上彻底根除饥饿、粮食短缺及各种营养不良现象。我国不仅已经付诸实践，而且将坚持不懈地为此目标奋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最近的一次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讲中提出，不应让美中之间的分歧影响到双方在解决粮食危机等关键问题上的合作。面对一贯言不由衷的美国，我国一直秉持着观察其实际行动的态度。我国对粮食援助合作的通道持续开放，全球发展合作的倡议持续发挥作用，此刻正是美国采取恰当举措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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