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魏际刚，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一职，同时也是该所的研究员。

保障安全是推动发展的根本条件，而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稳固则是塑造新型发展格局的根本。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这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我国领导人明确指出：“在关键时刻，产业链和供应链绝不能出现断裂，这是大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关键特质。”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关注全球供应链的演变趋势，同时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情况，全力以赴推动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显著提高。

高度关注全球供应链变化

供应链的核心在于各参与方基于共同利益而构建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单一实体的界限，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价值的增值。近年来，受到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全球供应链经历了深刻的调整，并呈现出一系列显著的变化。

保障供应链的稳定已成为塑造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关键因素。随着世界步入新的动荡变革阶段，自然灾害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的频发，全球供应链的布局正逐渐从以往侧重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转向对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全面考量。各国纷纷重视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性，以减少各种外部因素对关键产品和物资供应的干扰，进而维护本国经济与民众生活的安全。美国将供应链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和制度性安排，力图对全球供应链进行重构。与此同时，欧盟、日本等经济体已不再单一追求“效率至上”的宗旨，而是积极推动供应链的多样化发展，旨在提升应对各种危机和风险的能力。

供应链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新舞台。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各国竞争愈发激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揽全球秩序的主导权。以往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治理体系，其公平性、包容性及代表性均不足，各国和地区在对待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愿景、架构、规范上存在显著差异。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2024年10月中旬的过去12个月中，成员国推行了169项新的贸易限制政策，这些措施涉及的贸易总额大约为8877亿美元，这一数字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大约5000亿美元。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正常运作造成了严重阻碍，同时提升了地缘政治的风险等级。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的摩擦愈发频繁，而国际物流路线以及金融结算渠道的中断风险也随之增大，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全球供应链正呈现出分化的趋势。这一变化主要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供应链体系正经历着收缩与重组的过程，相同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内，出现了多条并行发展的供应链。部分国家倾向于根据所谓的“价值观”来选择供应链的发展方向，并推动其布局向非本土化转变。某些国家在探索实现国际政治经济平衡的供应链成长策略，通过实施生产补助、税收减免、政府资金投入以及政府采购等措施，来促进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产品的本土化以及靠近本土的生产。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区域化趋势，表现为以区域中心国家为主导，控制核心环节，而周边国家则负责提供生产支持的供应链模式。

全球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在提升的同时，成本也在增加。得益于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以及智能化技术的深入应用，全球供应链的智能化水平持续增强。在生产、运输、仓储、分拣、装卸、配送以及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无人化操作正在逐步实现。同时，供应链的透明度、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也在不断进步，进而推动了管理水平的提升和运作效率的进一步增强。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贯穿于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以及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有效减少了能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并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然而，伴随着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以及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各种安全、科技、环保和标准等方面的障碍，全球供应链的成本也随之上升。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原油、天然气、粮食等主要商品的价格出现了显著攀升；而红海地区危机爆发，导致苏伊士运河的贸易流量锐减，降幅高达42%，众多国际航运公司不得不暂停红海航线或选择绕航，这增加了运输距离、减缓了运输速度，进而推高了全球航运成本。

供应链变局带来深刻影响

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愈发紧密，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紧密相连，每个国家都构成了全球合作网络的关键一环。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现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全球供应链的变革同样会对我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安全风险显著上升。随着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全球供应链的布局正经历着快速调整。近期，某些国家扰乱国际经贸秩序，力图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与中国脱钩，并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其目的是打乱我国的产业布局，阻碍我国的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的发展。尽管我国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然而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以及核心材料等关键技术研发与生产环节，我们依然存在明显的不足，正面临着可能被技术封锁的严峻挑战。

第二，我国面临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部分国家和地区将我国视为“战略对手”或“制度性对手”，在经贸、科技等多个领域实施遏制和制裁，试图遏制我国的发展势头。他们推动所谓的“去风险”策略，重新调整对华经贸关系，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旨在限制我国供应链的发展，阻碍我国优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这些做法对我国的全球化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了影响。

第三点，产业竞争的压力正在加剧。我国正遭受来自一些发达国家的针对国内中高端产业的打压，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低端产业的追赶所带来的双重压力。美欧等主要经济体推行的“再工业化”策略，可能会促使我国境内那些具有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对其供应链的布局进行调整。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凭借国际经贸规则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正大力吸引外资，并实施多种优惠政策，与我方在跨国直接投资领域展开竞争。同时，随着各种壁垒的持续增加，供应链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这无疑增加了我国相关产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风险。

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供应链的整体运作效率和安全标准，不仅对企业竞争力、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对地区经济增速以及国家整体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必须以追求高度安全、可控、高质量的发展以及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为宗旨，强化供应链的战略规划和系统布局，持续推动我国供应链向现代化迈进。

提升抗风险能力，保障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对供应链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查，从核心环节和易受损害方面进行系统性的风险评估和判断，构建一个可控性强、结构多元化的供应链安全保障体系。增强关键领域及短板环节的抗风险能力，充分利用我国新型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整合国家层面的战略科技资源，致力于攻克供应链中的核心关键技术，构筑国家战略要地和关键产业的备份系统，在关键行业推行“供应链备份”策略，从而提升供应链发展的战略深度和保障水平。加强应急供应链系统的构建，促进形成由政府、企业、各类机构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各自发挥特长的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应急供应链的分级响应及联防联控措施，提速国家储备体系的完善进程，优化关键物资的生产能力及地域分布，确保在紧急关头，应急资源能够迅速调拨并有效投入使用。

提升架构布局，提升供应链的竞争力。促进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融合运作，优化形成高效、集约、线上线下结合的商流服务体系，确保国际与国内、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之间物流网络的顺畅对接，打造支持供应链各环节数据共享和需求匹配的信息网络，以及掌握主导权的全球供应链金融网络，达成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良性互动。增强创新能力与品质标准，紧密关注并深入研究，热切参与国际前沿标准的编制，加速关键基础研究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同时，在基础部件与元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以及产业技术根基等领域，显著增加资金投入。围绕布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构建产业链，推动其与供应链、创新链的协同发展，倡导融合创新，旨在使重点产品的性能、质量、环境适应性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提升供应链的智能化和绿色化程度，加速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增强智能生产、物流和运维的能力。在能源消耗、生产过程、产品包装等环节推动清洁化、简约化、资源化、循环化发展，构建可持续的供应链体系。培养共生共荣的供应链生态系统，促进形成以链主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参与、科研及金融机构协作的高效、灵活供应链生态系统。依托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构建组合型、协同性、敏捷性的区域供应链合作与创新能力网络。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条件，旨在将其建设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全新重要基地。

深化共识，致力于拓宽供应链领域的国际合作范围。鉴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体供应链方面既存在合作又存在竞争的格局，深入挖掘双方在产业和市场中的互补潜力，充分利用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优质营商环境，稳固传统供应链合作成果，并积极寻求在新兴领域建立供应链合作关系。紧密关注并持续追踪发达国家在数字技术、智能科技、新型材料等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针对我国新兴及未来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深化战略层面的交流与政策层面的沟通。加大对成长中的经济体的关键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力度，如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聚焦于制造业、交通和物流等行业，推动标准制定、共同研发和互联互通，打造互补性强、互惠互利的区域供应链体系；同时，加强与金砖国家间的协作，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旨在构建战略协同的关键供应链，并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此外，针对拉美国家的地理资源、产业布局和发展阶段，重点加强在农业产品、矿产资源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供应链协作。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促进构建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新模式，坚决捍卫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充分运用G20、RCEP等平台在供应链管理领域的优势，助力打造一个开放、包容、公平、公正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球供应链管理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