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知识产权有力推动经济增长，并有助于财富创造。但以农产品地理标志为例的农业知识产权，对区域经济发展具体能产生多大作用，目前还不清楚。本文着重探讨这种作用力及其运作方式，并从实际研究中提炼出政策建议。

研究途径——该项目基于2006到2020年县级行政区间的面板资料，通过应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实施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地理标志产品能明显带动县区经济进步。这类标志能够吸引工商领域的投资进入乡村地区，进而促进县区经济进步。不过，与谷物和经济作物类标志相比，水产和家禽类标志对县区经济没有推动作用，甚至可能造成不利影响。与东部地区相比较，西部地区经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由此看来，农产品地理标志有助于大幅缩小县域间的经济增长差异。

研究意义在于，所得成果有助于县域乡村地区打造农业产业增长与产品形象塑造的核心区域，有利于不断深化农业领域里的结构调整，也有助于促进乡村整体面貌的显著提升。

介绍

地理标志属于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它能够标示出商品的生产来源地，并且说明商品所具有的特定品质、声誉或其他特性，主要是由该地区的自然条件或人文环境所决定的，这一点非常明确。在已经获得注册的地理标志认证（集体）商标里面，农产品地理标志（AGIs）所占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些农产品地理标志（AGIs）具体涵盖了水果、茶叶、家禽、水产品、中药材等多种类别。农产品地理标志能够彰显乡村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同时承载了乡村的自然风貌、历史底蕴和人文精神，有助于实现乡村产业、生态与文化的迅速复苏。这一方面对于乡村整体振兴具有关键作用。近些年，各级政府相继颁布了多项涉及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商标的扶持政策，有效拉动了经济进步，同时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经济收益。2018年，国家层面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这一指导性文件，其中着重阐述了强化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商标登记与维护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建立全国性农产品品牌防御机制的紧迫性。2021年，农业农村部所颁布的《关于促进农业多项功能延伸推动乡村产业优质发展的指导建议》以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蓝图》等多项政策，都着重说明了强化农产品地域标志守护与认证监管的必要性。

得益于相关政策的推动，中国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领域获得了明显进展。这些政策直接带动了相关标志数量的增长。具体来看，从2008年至2021年，中国农业农村部登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从121项提升至3454项，平均每年新增247项。从种类分布来看，经济作物类标志占据了最大比例。这些成就不仅有助于减轻贫困状况，也能够促进农业和农村地区的振兴以及现代化发展。不过，中国在推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过程中也面临不少挑战，比如这类标志的数量不多、社会大众了解不深、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尚不完善等（Liu et al.，2016）。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快速兴起已经吸引了学术界的诸多关注。部分研究者指出，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质量规范有助于供应链上不同主体的纵向协作与信息互通，切实增强了农产品的品质与市场认可度，同时也为购买者带来了额外利益，这一观点得到了多项研究的支持（Crozet et al.，2012；Durand and Fournier，2017；Haeck et al.，2019）。此外，这些地区会借助传统及环保方法，维护乡村的自然环境（Belletti et al.，2015；Blakeney，2017）。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它能够为处理“三农”议题带来新方案，由于推动县域经济进步有助于形成新动能、促成新突破，同时保障乡村振兴的持久性。要促进县域经济，需要优先培育具备独特性的农业产业。农产品地理标志体系有助于促进农产品市场化运作和规模化发展，有助于塑造农业区域品牌形象，有助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有助于达成各方共同发展的目标。不过，地方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对中国乡村经济进步的作用以及具体方式还有待明确。测算农产品地理标志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能够为农产品地理标志怎样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际数据支撑，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成功经验。这项工作还能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审视配套政策提供借鉴。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全国各县的普遍推行，为探究其经济价值创造了难得条件。

因此，这项研究利用了2006至2020年期间的中国县级面板资料，并结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每年公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自然实验信息，探讨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对于中国县域经济增进的作用。这项研究的发现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当前的相关文献提供新的视角。

根据中国两千多个县的面板资料，本文全面分析了县级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研究了其运作方式，为认识知识产权维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提供了数据支持。

农产品地理标志存在多种类型，本文借助统计方法，分析了各类标志的经济状况区别，旨在为我国标志登记工作提供参考思路。

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本文深入研究了农产品地理标志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情况，这些分析能够为达成中华民族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益参考。

文献综述

2.1 农产品地理标识（AGIs）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普通知识产权有根本不同，这种差异决定了其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且这些因素呈现复杂性和层次性特点，具体来说，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1 发展主体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培育、审核及其市场价值转化过程中，涉及多个主体的共同作用，包括产地者、购买者、授权方以及监督方（Conneely和Mahon，2015；Quinones-Ruiz等，2016）。政府对于全球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持续进步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确认优良农产品品质，核准地理标志使用，组建生产团体，给予技术支持，拟定配套规范，以及处理侵权或不当使用情形等，相关研究有 Bardone和Spalvena（2019）、Bowen（2010）及 Marie-Vivien和Bienabe（2017）的成果可供参考。行业协会既有助于提升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制作效能，同时也是该标志保护及进步机制进行内部监管和自主运作的核心主体，这一点有Wang等（2021）的研究为证。此外，农业家庭在此标志的产出、应用及获惠过程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获得更多推广教育和学习时机，加深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认识，以及提升产品制造积极性，会增强他们实际应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倾向性。最终，由于消费者对生态和健康关注度持续提升，农产品地理标志凭借其特殊品质赢得了顾客的普遍赞誉（Likoudis等，2016）。增强公众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维护机制及产品品质的了解，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信赖程度，而消费者的深厚信赖又会反过来推动产业进步，这一点有相关研究证实（van Ittersum等，2007；Zhan等，2017）。总而言之，多种参与方协同发力，构成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经济价值得以持续实现的基础体系。

2.1.2 发展对象

自然条件是构成地理标志产品特殊品质的根本依据，这一点Pagliacci和Salpina在2022年已有论述；悠久的人文积淀有助于增强地理标志产品的经济价值；特殊的制作方法能够赋予地理标志产品与众不同的口感；卓越的基因储备构成了地理标志产品的核心优势，这一点Bowen和Zapata在2009年以及Erasmus等人于2017年都曾强调。

2.1.3 外部条件

农业产品的地域性认证能否取得成效，需要考虑国家层面的法规建设，地域性的风俗习惯，以及生产者之间是否愿意联合行动等条件。某个研究者以墨西哥为案例展开研究，指出市场管理机制存在弊端，当地农户之间合作不足，同时缺少与农产品地理标志相关的有效法规，这些是阻碍墨西哥农产品地理标志进步的关键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也严重限制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在提升小农户地位和推动乡村进步方面的作用（Bowen，2010；Reyes-Chavez等，2021）。

2.2 通过农产品地理标识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研究

2.2.1 依靠财政支出促进乡村振兴

传统凯恩斯主义财政思想主张，加大公共开支是实施扩张性财政策略的核心途径，这种做法借助“倍增作用”能够直接推高国家总产出水平，Barro（1990）在固定规模收益的条件下，构建了融合政府公共开支与经济发展进程的内生增长框架，指出政府投入能够调整长期稳定增长的速度。Kormendi和Meguire在1986年的研究中指出，政府开支程度与经济进步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关联，政府开支的加大有助于维护私有财产权益，公共开支的拓宽能够优化投资条件并激发私人投资活力以推动经济进步。概括来说，政府对特定行业的资金投入能够吸引社会资源流向该领域以助益经济繁荣。财政与税收方面的措施是推动农产品地理标志进步的关键途径。比如中国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中清晰指出，必须将相关经费列入每年的财政规划。同时，2019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守护行动，计划运用中央财政补助手段，提升生产设施与技能、强化品质监管与维护、加强品牌推广以及促进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运作管理。到2021年6月，安徽省已经把大约二十种农产品地理标志纳入保护项目，总共拨付了国家财政资金将近九千三百九十九万元。在海外，欧盟针对地理标志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和食品）的扶持力度从2003年的六百一十万欧元持续增长，到2020年已经达到了两亿以上欧元（Chilla等，2020）。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维护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联系非常紧密。跟一般农产品不同，获得地理标志认证的农产品能更便捷地拿到共同农业政策的农业补助。农业补助让农户在市场不稳定时有个缓冲的机会（Bowen，2010）。这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也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2.2.2 依靠资本下乡实现乡村振兴

外来企业进入乡村开展农业生产事务，能够显著推动地方农业和区域经济的进步。其中，农业投资能够提供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力等关键资源，同时借助土地使用权的调整，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化配置，以此解决资金短缺状况，并改善农业及乡村生产要素的布局。其次，这种投资能够提升农业生产者的集体化水平，搭建起小农户与广阔市场的对接渠道，有助于拉长农业生产链条，推动不同产业间的协同进步。另外，资金进入乡村有助于完善乡村的交通水电等基础建设，提升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能力，并促进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推动城市商业资金进入乡村是解决农村地区发展难题的关键途径，这一观点已获多项研究证实，包括Antoci等（2014）、Bosworth和Finke（2020）以及Woodhouse（2010）的成果。农产品地理标志相较于其他普通农产品，在招徕资金下乡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其中首要因素是品牌所带来的额外价值，这一点由Bellassen等（2022）的研究所揭示。地理标志为农产品注入了诸多经济价值，包括具备信誉保障的商品、具有排他性的商品、体现独特性的商品、属于特定群体的商品以及拥有定价权力的商品。该体系同时充当了矫正生产与销售环节信息失衡引发的市场功能失调的政策手段（Cei等，2018）。消费者通过农产品地理标识了解到的产品名声和品质，能够显著减少其搜寻信息的开销，这是Menapace和Moschini（2012）的研究结论。鉴于这些优势以及产品本身的优质特性，购买者往往愿意为农产品品牌支付更高的价格，相关研究包括Bardaji等人（2009）和Blakeney（2017）的观点。

农业产业区域集中现象值得关注，相关企业及社会团体借助专业化的社会联系在特定空间聚集，由此催生出以创新、协作与竞争为核心的互动体系，并逐渐形成难以轻易改变的惯性模式，这种区域集中现象对整个产业环节产生显著作用，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农产品地理标志凭借其高价值特点，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能够将众多相关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得天独厚的土地条件、细致的产业划分、地方性的产业特点以及流畅的流通环境，为其培育和壮大农业产业集合体奠定了基础条件并创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随着农业产业集合体的持续扩展，其独有的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能够增强制造者的作业效能和开拓能力，减少公司搜集资讯的花费以及参与或离开的难度，让该地方的各种机构可以共用公共设施、制造技巧和科技知识等（Tashiro等，2019）。由此产生“领先示范作用”，会拉拢更多配套行业和投资，扩大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产业环节，推动乡村里不同行业间的协同发展。

政策方面有新的优惠措施。2022年发布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2）》中，清楚表示要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农产品地理标志等领域。凭借这三个方面的明显优势，农产品地理标志能够更有效地吸引资本进入乡村，从而促进脱贫工作的完成，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带动农村产业实现振兴和发展。

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这项研究选取的样本涵盖了2006年至2020年期间的数据。之所以将2006年作为起始年份，是因为从当年1月1日起，农业产品税被正式取消。研究所用的县级经济信息主要参考了《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此外，该研究利用了《中国县域经济研究数据库》作为补充资料，此数据库由中国股票市场与会计研究（CSMAR）数据库编制，目的是弥补县级经济数据在样本期间的不完整性。专利数量信息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的专利数据库。至于人口密度资料，则采用了Land Scan全球人口动态统计分析数据库的相关数据。

2、模型

结论与政策建议

县域经济进步已成为整体推进乡村复兴的重要驱动力，对乡村复兴的步骤和成效具有直接关联作用。这项研究利用了2006年直到2020年间的县级统计资料，通过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技术（DID），考察了农产品地理标志（AGIs）对于县域经济进步的作用。实验结果显示，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培育能够大幅度推动县域经济进步。多项严谨测试和对照验证都证明了该结果的正确性。机理研究指出，农产品地理标志借助品牌影响力和规模优势，可以吸引企业资金进入乡村地带，进而促进县级经济发展。不过，这类标志的认定过程并未得到地方政府财政上的额外援助，使得其放大作用无法完全施展。不同种类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其经济增长作用存在差异。粮食和经济作物类标志有明显效果。水产和家禽类标志对县区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甚至有反作用。西部地区的标志推动县区经济增长的能力，比东部地区更强。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可以明显减少县与县之间经济进步的不平衡，有利于达成共同富裕目标。这项研究有助于寻找知识产权与乡村建设相互结合、同步发展的好方法，接着能促进依靠地理标志（GIs）的品牌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

现在某些区域对于农产品地理标志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认识不够充分，造成财政援助不够到位，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体系还没有完善，这就限制了当地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产业化进程、扩大规模的能力以及标准化工作的推进。为此，需要增强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合行动和政府的财政投入，让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县一级经济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接下来，需要提升对粮食及经济作物类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报积极性，强化产品品质监管，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其次，要增强中部和西部经济相对薄弱区域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报与维护工作。最后，要主动采纳先进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保障更多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报能够获批通过。

图表解剖

（一）图

图1.中国AGIs的分布情况

图2.AGIs审批的动态效应

图4.不同土地流转情景下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概率密度

（二）表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农产品地理标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表3.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表4.安慰剂检验结果

表5.作用机制分析结果

表6.异质性分析

文献目录：Qie, H., Chao, Y., Chen, H., 与 张, F. (2023) 发表了题为《地理标志农产品是否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章，该文发表于《中国农业经济评论》第15卷第3期，页码为666至681。

乡见古月

学者、艺术家、新农人

30年乡村采风，10几年乡建实践。

以乡村振兴参与者的视角观察乡村的发展。

发起中国乡村振兴智库联盟，为中国的乡村振兴献策献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