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地体系的形成直接决定了中国生鲜产业的整体生产模式——以农区为主导，郊区为补充，多数蔬菜的产出并非仅用于供应本地市场，而是需要经过长途运输，最终集中到某些大型交易场所进行流通。

互联网领域的投资方和新兴的企业家们，目光依旧聚焦在电子商务行业，他们核算顾客每次消费的平均金额，致力于展开价格竞争和解决物流末端难题，却并未重新审视刘春雄提及的源头——优质农业生产环节。

国内生鲜电商行业里，大约有四千多家企业参与其中，其中只有百分之四的企业收入稳定，百分之八十八的企业出现亏损，最终只有百分之一的企业能够盈利，从2016年到2018年，先后有十多家生鲜电商平台倒闭，到了2019年，生鲜电商领域的竞争依然激烈，退出市场的企业数量进一步增加。

这种以新鲜农产品售卖为特点的新商业模式生态体系，必须实现持续运转，这要求中国农业进行深度产业升级。无论是长期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还是对行业有深入了解的专家，都认为农业领域正在经历深刻转型。

两年多过去，8月15日，重新开张的新发地已经进行专业消毒，并且实施了改造措施。虽然目前还不对普通民众开放，不过这表明，作为北方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中心，这个市场正在逐步恢复活力。

新发地因北京疫情暂停营业的这六十天里，生鲜网络销售商们正以空前的力度快速扩张，7月，美团踏足社区购物领域，把原先的线下生鲜板块“小象业务单元”改称为“买菜业务单元”；饿了么从提供餐饮配送的网站转型为综合服务网站，增设了新鲜食品贩卖业务；每日优鲜透露已经拿到生鲜送货行业最大额的资金注入；叮咚买菜表示今年要实现营收从年五十亿元跃升至二百亿元的目标。八月降临，社区电商网站十荟团宣告获得八千万美元C2轮融资，谊品生鲜也宣告完成二百五十亿元融资。

这些生鲜电商平台不同于传统市场的代表新发地，它们往往自诩为一种全新业态，是在新零售环境中孕育而成，其销售方式与常规农贸市场截然不同，属于一种创新的生鲜销售途径。

新物种们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下游的社区层面。例如作为阿里五新战略中排在首位的新零售“示范项目”的盒马鲜生，到了2020年其核心概念不再是新零售，而是转变为新农业。这种转变从盒马鲜生CEO侯毅的职务调整就能明显看出来。一年前，马云在黑龙江广阔的粮食主产区承诺资金将北渡山海关，当时侯毅公开了另一重职位——担任阿里巴巴数字农业部门的负责人，一年过后，各地纷纷建成了“盒马村”。

当年电子商务业已颠覆了传统商业业态，如今新兴业态正力图革新三十年来生鲜配送的“新发地模式”。

这件事相当困难。2020年并非大企业及资本首次进入生鲜行业，早在2010年前后，诸如本来生活之类的生鲜电商平台便已着手探索。然而，至少到现在为止，这些尝试均未取得成功。

即便是以投资高手著称的高瓴，在新鲜产品市场的尝试也遭遇了失败，投入大量资金的呆萝卜，最后以不景气的方式结束。

新鲜果蔬与工业化产品的标准品截然不同，一旦确立规范，流程统一即可轻松应对。去年的果实品质出众，今年的情况却未必相同，即便同处小镇，南北两方的果实风味也会因光照条件而有所区别。一位社区生鲜配送平台的发起人向我们这样概括，这恰恰是创业者在产品初始阶段面临的首要挑战。

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影响到后面的环节。苏宁家乐福全国生鲜采购销售负责人万久根表示，除了标准商品方面的问题，新鲜度也是一大挑战。在中国辽阔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要满足不同地区顾客的差异化需求，这是生鲜领域最让人头疼的难题。

联想控股高级副总裁、佳沃董事长兼总裁陈绍鹏在经济观察报的采访中谈到，他从事的是与生物体相关的行业，无论是畜牧业还是种植业，其发展进程的更新速度都相对缓慢，基本上每年只能推出一个新版本；相比之下，工业领域以及当前的信息产业，其迭代更新速度极快，每分钟都可能发生变化。农业与其他行业存在显著差异。

农业集约化发展相较于工业面临更多制约，这与农业固有的经济特性密切相关，其生产组织方式往往体现出家庭经营色彩，即便在美国机械化水平已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家庭依然是农业的基础生产与经营主体，这表明农产品制造难以实现完全工业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锋教授，担任金光讲席教授并专攻农业经济，向经济观察报阐述上述观点。

农业生产本质上需要借助“天然动力”，而并非依赖“人造化学能源”，这与以“无机化学原料”为动力的当代制造业截然不同。美国经济史学家瑞格里曾有过类似看法。依照农业史专家黄宗智的看法，农业生产活动受到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程度，远超工业领域，这种限制因素让农业难以像工业那样显著摆脱束缚。农业和工业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根本性差异。

农业本就极难实现统一规范，财力雄厚的后来者借助数字手段，并持续注入大量资本，目前看来，这种努力带有几分徒劳坚持的悲壮色彩。

对于可能需要持续面对的投入产出失衡状况，盒马方面没有给出回应。回顾侯毅此前多次公开的言论，他提及的“弥补差距的较量”或许可以形容这一领域所经历的艰辛。

新鲜产品方面要补足的环节，可能并非从进货到售出的供应链运作的细致程度，而是农业生产模式本身。

将非标生产的农业标准化，注定是一条难以预测的漫长旅途。

新发地体系

时间拉回三十余年前。

1985年，北京市当局推行了两项政策，其一是解除肉类、蛋类、水产品及蔬菜等农产品价格管制，其二是撤销城市门禁以便各地蔬菜进入首都。鉴于当地已存在自发性的蔬菜批发活动，政府划拨了15亩土地，用以创建小型交易市场，这便是新发地市场的原始形态。

接下来的情节，多数人都已经知晓，新发地成长为全国范围之内，并且超越亚洲其他地区的农产品交易核心区域。在如此广阔的场地上，各个角落里，人们都能寻到各自心目中的那个新发地。

新发地体系的发育直接塑造了我国生鲜产业的整体生产构造，以农区为主导，郊区为补充，多数蔬菜的产出并非仅仅为了供应本地市场，其进入市场必须经过远距离流通，并最终集中到某些大型交易场所。

在传统供应链模式下，收购商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蔬菜来说，其流转环节是这样的：种植户把刚摘下的蔬菜，放进收购商或者中介安排在田边的车辆里；收购商把这些蔬菜集中运到冷库，先进行快速降温，再进行筛选和打包，然后存入冷库进行预冷；接着，把处理好的蔬菜装上卡车，长途运到收购商在销售城市设立的批发网点；在批发网点，这些蔬菜被卖给零售店和超市；部分零售店再把蔬菜送到各个零售点进行陈列售卖，最后到达购买者手中。

中国生鲜食材的供应流程非常复杂：起始阶段以“个体农户作业”为主，分布较为分散，中间环节以“多层分销体系”为主，流程繁琐交错，容易造成浪费，末端以“社区菜场”为主，同时大型卖场和在线销售平台也在推动直接采购，交易范围有限，销售不畅是普遍现象。

受历史背景、市场格局及辅助体系未健全的影响，国内新鲜农产品供应体系依旧表现为上游下游高度零散，中游环节又层层叠叠的状况。这种情况容易引发多种弊端，比如新鲜物品损坏现象严重，供应与需求失衡时价格剧烈起伏，以及分销商与零售市场难以实现最佳对接等。

因为这个因素，生鲜产品的标准化工作实际上被压缩到了最末端的那个新发地环节。以广受欢迎的网红生鲜水果榴莲为例，在疫情之前，这种来自热带地区的水果在北京新发地市场能够形成将近半个足球场大的销售区域，购买者可以在一排排大型卡车和仓库外挑选到品质不同、价格也有明显区别的榴莲。

换言之，依照旧式新发地模式，新鲜水果品类须得经过零售端的市场自主挑选，方能实现最终的品类规范统一。

中国生鲜农产品供应销售，依托新发地模式，原计划将延续很长时间，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这一进程。

七月份开头，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建议，在购买蔬菜瓜果、肉蛋类等易腐食品时，需要戴上临时性手套，或者用一次性袋子套在手上进行挑选，不要用手直接接触食物。

疫情带来的影响，让那些以售卖各种商品为主的公共交易场所，因为其布局散乱、卫生条件不佳、设施陈旧、管理松懈的状况，导致顾客数量明显减少。

“新物种”起源

一个苹果从农夫的果园被摘取，到最终送上你的餐盘，中间要经历多少次人的手？

这件事原本并不怎么关键，但自从全球范围的疫情开始蔓延，它的重要性就急剧上升了。新发地的许多分销环节增加了风险，在疫情过后，从事生鲜行业的公司们想要通过“直接从产地采购”这种方式来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每日优鲜开创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其前置仓模式堪称一种全新的业态。未来五年，线上生鲜超市领域将迎来迅猛的发展时期，他们的目标在于确保盈利能力的提升，持续加大在供应链方面的投入，并且依靠技术创新来引领发展。每日优鲜合伙人兼CFO王珺在经济观察报的采访中，将他们自己视为一种独特的存在。

中国最早的生鲜电商平台易果生鲜成立于2005年，这个事实不容置疑。如今，苏宁的苏鲜生以及天猫超市的生鲜板块都由它负责管理。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始终聚焦于超市行业。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它一直与新发地体系协同工作，但易果生鲜更像是一个专业的生鲜管理者。

根据生鲜电商的运营模式分析，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以线上销售为主、采用重资产自营物流体系的生鲜电商第一代，以及依托O2O模式运作的生鲜电商第二代，这两个阶段的核心差异体现在商品供应环节和物流体系的构建方式上。

易果生鲜、天天果园等是生鲜电商第一个阶段的典型企业，它们的核心业务重心放在线上，运用了重资产的经营策略，自行组建了冷链和配送队伍，不过这种做法导致物流开销很大。这些公司瞄准的是中高端消费群体，所以生鲜电商第一阶段的实际市场体量不大，难以产生足够的订单数量和订单集中度。巨额的运输开销侵占了公司正常的利润空间，同时，对于生鲜产品供应链运作的掌控力不足，造成物品毁损现象严重，顾客满意度不高，同实体生鲜店相比显现出明显不足，这种生鲜网络销售第一阶段的经营模式难以继续推行。

2013年，堪称中国生鲜网络零售业的开端之年，有相关资料表明，当年相关业务的成交总额达到130.2亿元，并且在随后的两个年份里持续迅猛扩张。与此同时，敏锐察觉到其中蕴藏商机的国内生鲜网络零售公司开始大量涌入该行业，使得市场呈现出十分兴旺的景象。直至2017年，中国生鲜网络零售市场的交易体量已达到1400亿元左右。

行业巨头普遍看好新鲜产品市场，但在此领域取得成功的公司数量却非常有限。初始阶段的繁荣景象之后，新鲜电商市场的接受程度仅有不到两成，并且企业破产的现象也接踵而至。

生鲜领域是仅存少数几个未被电子商务彻底覆盖的、规模达万亿的领域，始终是众多投资组织与行业巨头们梦寐以求的产业。

2018年伊始，高榕资本对叮咚买菜的投资布局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聚焦于一二线城市，目标客户重视高效便捷，愿意付出费用换取节省时间，并采纳快速配送方案；另一方面则面向三四线及以下区域，这类用户更看重经济实惠，倾向于通过延长购物时间来节省开支。

我国生鲜市场潜力非常可观，整体规模已经突破万亿级别。根据相关资料，超市在生鲜销售途径中的比重为22%，这个比例明显小于发达国家至少达到70%的程度。有研究机构指出，在生鲜消费领域，几乎每个细分行业单独计算，其市场规模都能达到万亿级别，然而当前各个细分市场的竞争者，其市场占有率很少有超过1%的情况。

天图资本专注于消费品领域的投资专家汤卫敏在阐述天图资本对创业项目“食行生鲜”的投资理念时表示，生鲜行业必须做到如同手机菜市场一般便捷高效。

然而，自2005年开始，历经十五年时光，以取代传统集市为目标的“手机集市”领域，至今仍未出现具备实质意义的领先者。

最早尝试将产业环节向高端推进的是2010年参与销售褚橙的本来生活,这家公司源自褚时健先生的再度开拓事业,褚橙的价值在今天看来或许仍未得到充分认识。

2017年，有篇题目叫《探访褚橙产地》的文章，描述过褚橙种植园对农民的帮助。文章说，褚橙设有专属的有机肥料厂，农民的肥料都由这里统一提供。此外，还有技术小组，每年根据不同情况，为农民规划种植和修剪的步骤。整个果园的用药和施肥，都达到了规范化和智能化。这些优势，是普通农户难以企及的。

从这个角度讲，褚橙率先达成了农产品的规范化作业；在下游售卖环节，褚橙起家时也是纯网上销售的模式。然而即便是褚橙这种标准化的产品，最终也逐步迁就了规模巨大的新发地体系。这既有褚橙作为源头进行标准化探索时缺少同行者的原因，也与下游生鲜配送渠道未能达到最初设想有关。

中国优质农产品销售，肯定不是直接对接消费者，而是企业对企业，褚时健先生就是企业对企业模式的代表，郑州大学副教授刘春雄此前表示，必须要有像褚时健先生这样的群体，推动企业对企业模式的发展。

据陈绍鹏回忆，大约在2012至2013年期间，以联想控股为首的众多工商企业或工商资本开始涉足该领域，这些工商资本的到来，首先表明行业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资金注入使得企业能够聘请更优秀的人才，随着资金和人才的汇聚，该行业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即便阿里巴巴想要调整“盒马村”，这家公司主要还是擅长建立C2C的渠道。

互联网领域的投资方和新兴的企业家，目光依旧聚焦于电子商务领域，他们致力于提升顾客平均消费金额，热衷于展开价格竞争，并且着力解决物流的末端环节问题，却并未重新审视刘春雄强调的源头——优质农业生产环节。

生死生鲜

二十五年前，家乐福携其创新的零售方式与先进的冷藏配送体系进入中国，万久根对此赞赏有加，表示十分惊喜。

他的观点并不令人意外，家乐福进入中国时，法国本土零售业以百货大楼柜台式销售为主流，沃尔玛在美国也是如此，规模化供应链当时根本不存在。在中国本土大学商学院物流管理学科的教材中，沃尔玛和家乐福至今仍是无法替代的经典案例。

万久根在此行业工作了十多年，法国和中国的生鲜供应商，在法国家乐福和苏宁家乐福，遭遇的境况截然不同。

法国国土规模不大，大致等同我国华东地区的三省面积总和。因此，其供应链应对机制，可能仅需几个存储点便能覆盖全国需求。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法国那套看似非常领先的生鲜产品配送网络，现已难以适应当前的中国生鲜商品流通环境。中国目前的生鲜配送网络，已经实现了按城市划分、按区域区分、按时段配送，形成了一个多维度、结构复杂且层级分明的配送架构。

新鲜商品属于非标准化品类，其质量把控存在困难，采购环节也面临挑战，就连运输和派送，在整个商品体系中都是物流系统最为复杂、管理最为棘手的环节。万久根表示，仅海鲜这一品类，就包含进口海鲜、国产海鲜、冰鲜海鲜和冷冻海鲜等细分项目，每个项目的顾客服务流程都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家乐福的供应链管理、采购实力以及采购团队必须具备极高的专业素养和对顾客需求的深刻洞察力，这也是生鲜经营之所以复杂的原因。同一种水生动物，他生存的水生动物，冷藏的水生动物，冷冻的水生动物，它们的规格和供应途径就是不同的。

整个生鲜行业都存在这样的难题，转换到不同领域，就必须面对完全不同的认知框架，同时还要准备相应的物流体系。万久根对此表示。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提供的信息，国内生鲜电商行业参与者数量超过四千家，但经营状况不容乐观，仅有百分之四的企业收入稳定，高达百分之八十八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最终只有百分之一的企业能够盈利，实现盈利。统计显示，从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八年，先后有十多家生鲜电商公司宣告倒闭，退出市场，然而到了二零一九年，生鲜电商领域的恶性竞争依然激烈，退出企业的数量进一步增加。

永辉超市（601933）披露的财务资料表明，永辉云创——经营超级物种的子公司——在2017年和2018年前三季度产生的营业收入分别是5.66亿元、14.78亿元，而实现的净利润则为-2.67亿元、-6.17亿元，这些亏损情况致使永辉超市整体的盈利能力出现下滑。

盒马从网络销售拓展到实体店，体现出阿里巴巴这家电商平台公司，认识到了生鲜产品销售的显著差异。即便如此，盒马在前两年的经营成果，与原先设想存在明显出入：虽然侯毅曾公布过个别门店能够盈利，但毕竟只是个别情况，要让全国160多家盒马门店全部实现盈利，以现在的发展态势，前景并不乐观。

万久根认为，生鲜电商的发展潜力受到一个主要限制，那就是它怎样实现大规模扩张并覆盖全国范围。目前来看，大多数生鲜电商的成就还只停留在地方层面，例如每日优鲜在北京的发展，以及叮咚买菜在上海的经营就更为出色。真正意义上的新零售，必须将线上渠道与线下实体店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获得长远的发展前景。

万久根表示，纯粹依靠网络销售的经营方式，个人看法是前景有限，其业务范围仅限于单个城市，规模相当于当地总人口数量，无法利用中国广阔的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带来的优势，唯有那些能够整合线上线下渠道的企业，才能最终达到这个阶段，他对此深有体会。

然而，从最初在国内开拓起，他们着手构建新鲜产品流通网络，历经二十多年，包括法国家乐福和苏宁家乐福在内的机构持续付出巨大心力。万久根表示，他们的新鲜产品规格化系统仍处在不断优化阶段，他们常用一个词汇来描述，即持续提升，唯有不断积累才能实现持续进步。

新物种们还面对着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客诉率。

美菜这家为餐饮供应链提供2B服务的公司，在疫情中体会到了服务餐厅与家庭用户的不同，他们原本面向餐厅开放的2C端口，在疫情后发现了这一现象，以武汉为例，家庭客户产生的订单量占到了总订单的90%到95%，然而家庭用户和餐厅对菜品的期望并不一致，比如一个表皮开裂的白萝卜，以前餐厅或许能接受，但家庭消费者则难以接受。

8月10日，有报告指出，2020年上半年，超过16家经营生鲜产品的网络零售商遭到了集中举报，这些企业中包含一些已经完成多轮融资的知名企业，发货环节和退款困难是主要的举报内容。

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却面临重重困难难以克服，几乎完全沉溺于吸引顾客、维系顾客的较量之中的生鲜网络销售平台，甚至来不及关注更根本层面的挑战。

但是当前的情况是，在源头、管道、终端这三个方面，从线上扩展到线下只是针对管道和终端的初步探索。能够真正扭转激烈竞争局面的，是将注意力从管道环节移开，去发掘终端的革新机会。

这也许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在新零售领域转向新农业时，其深层的策略考量。

到农村去

新物种们已在“手机菜市场”的运营模式上探索到了前人未至的领域，然而，若要像盒马那样深入农业领域，新物种们其实并非找不到可以借鉴的实例。

全球多家大型餐饮企业，例如麦当劳，都给自己的供应链打上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印记，这个概念直接翻译自“Farm to Table”，目前还没有官方的解释。麦当劳的前质量管理负责人Reinhard Kaeppel，在有一次的公开讲话中强调，必须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食品链条来考虑问题。Kaeppel指出，要使一个产品日益广受欢迎，必须在维护食品卫生的基础上投入更多心力，并且一些优质的农业生产方式十分关键。

雀巢咖啡中心现任负责人王海，早先相当长一段时间负责雀巢婴儿食品的原料供应。

以购买大米来说，王海表示，重金属含量是个关键点，因为产地存在一定限制，长江地带的镉含量或许很高，而砷的指标可能并不突出，这与土壤酸碱度等条件相关，因此需要找到一个产地，确保铅、镉、砷、汞这些元素都不会超出标准，必须经过多次严格挑选。

他像徐霞客那样游历了国内众多农业核心地带，从北方的黑土地到江南的水乡，一直远至西部河套的沃野。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东北哈尔滨宋江下辖的一个县份，经过三年连绵不断的考察分析，确认该地环境相当稳定，而且出产的大米品质优良，风险控制也较为到位。于是决定将此地作为主要原料产地。此后，从该地采购的原料从未遭遇过拒收状况。”

万久根表示，家乐福的探索行动并非始于近期。家乐福前往商品原产地，旨在扶持当地农户及加工厂商，协助他们向家乐福供货。此举也是为了迎合顾客需求，家乐福会向他们指明哪些商品更受市场欢迎，避免盲目生产。通过家乐福的供应链网络，消费者能了解到不同城市对商品的偏好。

至于新物种们的探索，同样在朝向农业改造的目标发展。侯毅指出，数字农业与盒马存在协作，数字农业负责盒马村的建设、规划及管理，盒马则负责销售数字农业盒马村中部分关键商品。

盒马呈现了典型范例。上海市首个盒马村位于崇明区翠冠梨数字农业基地，农场主管李峰说明，该基地采用严谨的栽培技术，例如：单个梨体邻近有二十至二十五片叶片，果实间距约为二十厘米，每簇花通常仅结出一个果实（确保营养集中），果实含糖量超过十二度。单位面积产量能达到两千斤。

而采用先进技术、实施规范化栽培的梨，今年7月下旬将带着最佳状态和健全体魄登陆盒马门店，直面顾客审视。对产品有诸多规定，比如：果皮破损仅允许存在一个，其长度须小于一公分，宽度须小于零点一公分。

盒马的尝试是新物种们试图改造产业链上游的一角侧影。

仅仅是，依托工业品贸易的国内网络零售的兴盛，离不开世界制造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区域的有力响应。然而，以新鲜农产品交易为特色的新商业模式要持续运转，则取决于中国农业领域的深度转型。

中国的农业产出环境错综复杂，这种状况下，“盒马村”的方案能否普遍推广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中国的农民大多以零散的小农户形式存在，而美国则主要依靠大型农场进行运作。无论是从规范化的作业流程，还是从规模化生产后的检测管理角度分析，中国的小农户与美国的大型农场在农药、化肥、种子的使用上，至少可以说大体相似，彼此间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不过在中国，每户仅有的三五个或四五亩地，要这样实施很困难，王海表示。

对于赣南脐橙种植户老陈而言，这种数字化手段的推广受到地理环境的很大制约。他有些无奈地表示，脐橙主要栽种在山坡上，而且山势非常险峻。目前无人机只能用于喷洒农药，就连给果树施肥，依然需要人工用扁担一担一担地背上去。依靠数字技术来防治病虫害，这种做法同样难以实施。

然而，无论是多年从事该领域工作的王海，还是产业研究专家卢锋，他们都认定农业领域正经历转变。

以蔬菜为例，王海谈到，如果去遍访山东寿光，基本上就能了解全国蔬菜的分布情况，他在山东考察过很多地方，发现滕州主要种植马铃薯，金乡以大蒜闻名，临沂则盛产生姜，这些现象体现了产业集群的特点，即某个地区集中发展某种作物，专注于将其规模化生产，从而形成产业。这样一是容易带动地方经济，二是商业化也会更容易推进。”

王海认为，那里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规范体系。产业高度集中之后，例如从最初的种子供应这个层面来看，会有众多专业的种子企业到那里开展品种的培育以及开发工作。产业高度集中之后，相关的生产要素配置也会非常完善，整个农药化肥以及机械化操作的配合程度都会相当高，实际上计算下来成本非常少，运作起来就会十分顺利，随后的管理也会比较省心。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变革，土地正在集中分配，这是王海所指的未来农业进步的关键点。

这个农业领域的转变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投资资金还能支撑多久，新兴品种们又能够忍耐多长岁月，目前没有人能够提供明确的答复。

然而，陈绍鹏依旧心态积极。他以为，该领域从高、中、低这三个层面来看，都出现了根本性的革新。他还觉得，这种革新或许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原因是它尚未实现全面覆盖。依他分析，初步估计企业化程度或许能达到两成上下，不过预计未来企业化运作程度或许能达到六成到七成，到了那个阶段，方可称作产业彻底升级完成。

经 济 观 察 报 ∣理性 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