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6 月 14 日，北京市在一天之内举行了两次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议通报了从当日 0 时到 7 时这个时间段内的情况，北京新增了 8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些新增病例与前一天新增的 36 例本土确诊病例相同，他们都和“新发地”这个地方存在关联。

北京四环往南 5 公里处，京开高速西侧有新发地市场。它位于新发地村，占地 1680 亩，面积有一百五十多个足球场那么大，拥有两千多个摊位。这里的价格被当作京城果蔬价格的晴雨表，是首都的“菜篮子”，还被 BBC 纪录片称作“北京饮食文化的灵魂”。

新发地市场发展了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里，全国各地的果蔬农聚集于此。他们构成了一条交易链。从上个十年开始，北京市屡次提及要疏解新发地市场的功能。然而，即便如此，新发地市场仍然承担着北京约 80%的农产品供应。

新发地名为市场，实际上它是一个市场集群，由上百个菜市场组成。长期关注农产品市场发展的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温卫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里供应的农产品中，蔬菜占比最大，约 70%。

疫情突然降临到新发地。6 月 15 日发布了官方消息，北京市排查了 5 月 30 日以来曾经去过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人员，数量将近 20 万。

这个亚洲最大菜市场关停，对北京意味着什么？

2020 年 6 月 13 日，北京新发地市场进入暂时休市状态。同时，警方对其周边实施了交通管控。（视觉中国/图）

关注大型超市供应，还要关注小型菜站

一切来得突然。

6 月 13 日下午，“阿胖家常菜”饭馆距离新发地市场约 810 米。这家饭馆已被勒令停业。它常常从新发地市场批发拿货，以供应日常所需。

数据或许能从侧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从公开数据来看，新发地市场在 2019 年的交易量达到了 1749 万吨，交易额为 1319 亿元。倘若将其全部供给北京的 2300 万常住人口，那么新发地市场每年平均能够供应给每个北京人 1520 斤的果蔬和肉类，并且平均每人的花费是 5735 元。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的会长马增俊向南方周末记者进行分析。新发地市场的体量是比较大的。它能够保证菜篮子的供应。同时，也会因为规模聚集效应而带来价格优势。可以明确地讲，它的休市对于北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是不言而喻的。

价格优势对副食品价格敏感度高的零售客户有吸引力，像老年人就是其中之一。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北京市民都提到了一个现象，在每天早晨八九点的时候，那些处理完大宗果蔬批发的商人离开后，这里会有一批老年人从市中心赶来。他们凭借老年公交卡辗转换乘来到这里“捡漏”，期望能够以比市内超市更低的价格买到菜。

新发地市场关停，在当天一度引发农副食品抢购。

南方周末记者留意到，在 6 月 13 日消息传出之时，北京的一些菜市场曾有过短暂的抢购情况。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有了改善。从当日夜间开始，很多公司增加了在外地基地的采购力度，大量蔬菜在夜间被运往北京。与此同时，北京农产品流通协会也组织了会员单位，对全国的蔬菜基地资源进行调集，以供应北京市场。

6 月 14 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对北京的多家大型超市进行了走访。在这些超市中，人流量都不是很多，而蔬菜区的货物相对充足。某大型连锁超市北京片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超市的进货渠道主要是以产地直采。在 6 月 13 日 21 时左右，有 100 吨直采蔬菜抵达了北京。他还说，目前超市还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

北京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负责人刘通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影响不是很大。然而，如果新发地市场封市时间延长，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呢？对此，刘通未作出回应。

马增俊认为，假如新发地市场关停的时间变长，那么它的交易功能就得进一步分散到其他地方。这样一来，规模经济的优势就会不复存在，对于采购商而言，去进货会让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并且运输成本也会增加不少。

一位未具名的学者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尽管部分大型超市拥有直接采购的渠道，然而有关部门仍需留意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渠道的稳定状况。另外，在北京存在着许多小型菜站，它们的规模较小，其货物供应必须得到保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北京市已经明确了交易场地。原新发地市场的果蔬交易被分散到了 5 个不同的区域去进行。

关注菜篮子的声音里，有一种声音存在担忧。这种担忧是新发地市场断供会对华北地区的供应量产生影响。据马增俊所说，新发地市场除了在北京之外，在高碑店、保定、盐山等地还有十多个分市场，其影响是可以控制的。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这些分市场是否因为与北京新发地联系紧密而存在疫情风险。

从村庄菜市场到亚洲最大

北京正面临着新的疫情考验，同时也将处于此次疫情漩涡中心的新发地市场展现在公众面前。鲜少有人知晓的是，这个作为亚洲最大的菜市场，起初仅仅是一个村庄的菜市场，它的发展历程令人感到好奇。

2003 年 SARS 期间，有一个广为传播的事实，那就是北京农产品价格曾一度飞涨。原本 0.5 元一斤的萝卜，暴涨到了 8 元一斤。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领导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前往新发地。领导再三叮嘱，外地商贩运菜进京是对北京市场的支持，一定要好好对待他们。

北京商报社记者在期刊《时代经贸》上刊登报道称，后来，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玺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仅用 30 个小时就平息了一场爆发性的市场价格波动。

新发地市场在 SARS 期间采取了稳定市场的做法，该做法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高度认可，并且被评为“首都防治非典型肺炎先进单位”。

多家媒体的报道中，其掌门人是张玉玺，他是新发地村党总支书记，是中国经济转轨时的一位传奇人物。

1980 年代时，中国农民告别了计划经济，他们手上开始积攒起大量没有地方放置的粮食和果蔬。1985 年，北京市政府推出了放开肉、蛋、水产、蔬菜等五种农副产品价格的举措，同时也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入北京。

新发地村周边的农民察觉到了商机，他们自发地在交通便捷的十字路口摆摊售卖蔬菜。各地的菜贩子纷纷开始聚集到这个地方。这个自发形成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大到已经堵塞了交通。于是，丰台区政府不得不出面进行整顿。

任务落到了退伍军人、有着一定生产管理经验的村民张玉玺身上。

1988 年，张玉玺在多地进行考察之后。他带领着 15 名村民。启动了村里的 15 万元资金。用铁丝网将 15 亩地圈了起来。这便是新发地市场最初的样子。他也由此成为了这个小市场的总经理。

成立初期，市场没有向商户收取摊位管理费。到了 1991 年，才开始向在市场交易的商户收取管理费。并且第一年收取的费用超过了 200 万元。在 1990 年代初，这确实是一笔巨款。

此时的张玉玺具备了企业家的市场意识，开始认真思考怎样去管理这家企业。1990 年代的新发地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然而起步较晚，与当时北京的大钟寺、岳各庄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张玉玺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大户争取过来。

据报道，张玉玺得知佳木斯有舒家七兄弟是垄断东运西瓜的大户。他通过找人介绍，结识了舒家老七。他多次请对方吃饭，并且答应了对方提出的所有条件。舒家兄弟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于是决定进驻新发地。

新发地市场迅速进行了扩容。这其中，除了有张玉玺的筹划之外，还与 2003 年“大菜篮子”大钟寺市场的拆迁存在关联。

拆迁之后，大批商户搬迁到了新发地，这使得新发地得以繁荣起来。国内有三十多个省市的商户来到这里进行交易，交易的范围覆盖并辐射到了内蒙古、东北、河北等地，新发地也因此成为了华北地区农贸产品最主要的集散地。在最巅峰的时候，这里的商户数量超过了 8000 家。

温卫娟举了个例子，山东的商户若要把蔬菜卖到东北，通常会先前往新发地逛一圈，收购蔬菜。等蔬菜品种更加齐全后，他们才会北上。“新发地休市之后，对于北方的老百姓而言，直观的感受或许是蔬菜的品种会减少一些。”

SARS 之后，新发地成功保障了北京地区的果蔬供应。2008 年奥运会时，新发地也经受住了考验。

与此同时，新发地周边存在着一个持续扩张的商业帝国，涵盖房地产、物流、咨询、酒店等领域。在这些产业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发现张玉玺及其子的踪迹。

2010 年发生了变化，开始流传起要疏解新发地功能的言论，并且争议一直存在，一直持续到现在。

新发地的名称是市场，然而实际上它是由多个市场组成的集群。在 2020 年 5 月 10 日的这一天，所展示的是新发地市场。（视觉中国/图）

疏解还是保留论战多年

2010 年 1 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视察新发地市场。他抛出一个命题，即倘若连续下七天大雪，或者遭遇大雪封高速公路的大灾之年，能否保障首都农产品的供应。并且进一步提出，新发地市场需要按照保障北京市持续发展的需求，满足首都农产品的供应需求，做好结构调整和升级改造工作。

新发地市场的存在，除了满足应急需要之外，还导致了周边交通拥堵，给环境带来了压力，并且使得资源承受了过大的负担，这些都成为了其发展的掣肘。

北京市政府在 2010 年提出了“北京市农业企业要走高端、高效、高辐射之路”这一具体要求。按照此要求，新发地提出了“内升外扩”的策略，也就是对内部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在全国各地建立农产品供应基地和产地市场。

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北京市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将低端批发市场迁移到郊区县以及境外地区。2014 年 3 月，有一篇报道广泛传播开来，该报道是关于新发地批发市场将外迁至河北高碑店的。

张玉玺觉得这不是好消息，市民也怀有担忧，要是承担北京 80%农产品供应的新发地迁走了，菜价就可能会涨。

2015 年 4 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予以公布。依据该文件的要求，主要目标是稳妥有序地推进区域性批发市场等非首都功能向外进行疏解转移。河北的定兴、高碑店等地被当作承接地。

高碑店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其核心定位是以“大仓储、大中转、大物流”。自 2015 年 10 月 29 日启动运营后，有五千多商户进驻，其中 80%的商户是从北京疏解过来的。

温卫娟观察到，高碑店承载了新发地的部分功能。然而，就果蔬产品交易而言，它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她看来，成本和便利程度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新发地市场位置临近京开公路，处于北京与华北平原诸城镇之间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上。在这里进行交易能够节约成本，并且交通十分便利。

最近两年，在缓解首都压力的外迁潮中，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关于农副产品供应是否该被疏解，出现了和原来不同的观点。前述不愿具名的学者表示，由于要考虑战略储备和应急的需要，所以保障北京农产品市场供应的功能被认为需要继续保留。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落户在朝阳区黑庄户乡。2017 年的报道显示，此中心将在 2019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由于土地性质以及资金投入等方面的缘故，这个新的农产品市场的施工进度遭受到了影响。在 2020 年 5 月的时候，该项目才重新开始施工建设，并且预计在今年年底能够完成。

马增俊觉得，与数年前那种想要把农产品交易功能疏散到北京市外的做法相比，现在的思路更为出色。他着重指出，在新发地市场休市之后，蔬菜水果的指定交易地点都被安排在了北京，而不是河北等其他地方，“这对于稳定物品的供应以及物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温卫娟认为，过往学术界在研究农产品市场的升级改造时，大多是从经济和环境角度出发。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了，这为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当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时，农产品市场怎样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去应对，从而保障农产品的稳定供应和流通。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沙莎 彭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