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劳动工资水平逐年上升，自然资源成本也逐年上升。这导致农产品从原本的低成本优势转变为高成本劣势，给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以及农民的纯收入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国已是农产品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国际市场对国内农产品价格起到了“天花板”般的作用，这使得农产品成本上涨的压力难以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来释放。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以及价格被“天花板”封顶的双重挤压困境下，中国农产品不但正在失去走出国门的竞争力，而且在国内市场也遭遇着“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困境。

国内各界已经察觉到进口农产品逐渐替代国内产品的现象，然而他们对中外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仍缺乏正确且明晰的认知。本文针对一些重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展开国际比较，目的是反映当前的状况、找出其中的差距，从而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应对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关于农产品成本指标口径和数据

在进行农产品成本的国际比较时，最难的事情在于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统计指标口径的可比性。统计数据的可获性主要由一国的统计制度所决定。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统计，其统计对象较少且指标较为简单。例如越南、泰国等稻谷主产国的官方统计，就没有农产品成本收益核算。即便在发达国家，也会存在缺乏农产品成本收益核算的情况，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它们只有以农场或农产品行业为对象的成本收益核算，而没有以具体农产品为对象的成本收益核算。由于数据可获性存在限制，本文选取了稻谷这一农产品，分别对中国和美国的稻谷进行比较；选取了小麦这一农产品，对中国、美国以及欧盟[1]的小麦进行比较；选取了玉米这一农产品，对中国和美国的玉米进行比较；选取了大豆这一农产品，对中国、美国和巴西的大豆进行比较；选取了棉花这一农产品，对中国和美国的棉花进行比较。共对 5 种大宗农产品进行了比较。

即使存在针对农产品的成本收益核算，然而不同国家由于生产方式存在差异，在将各项指标纳入农产品成本核算时，其指标范围和口径也会不一样，所以可比性依然是个难题。美国的农业动力全部依赖石化能源和电力，已不再使用畜力，所以不存在“畜力费”指标，然而中国却有“畜力费”这一指标；再者，中国广泛使用农用薄膜，故而物耗费用里有“薄膜费”这一项，而美国、巴西、欧盟均没有这项物耗指标。

各国的会计制度有所不同，财务核算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不同国家的农产品成本核算指标和口径范围会有差异。例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会有外包作业这种情况，尤其是在美国和欧盟，农业生产中的社会化服务较为普遍。欧盟的农产品成本核算中有一个“外包作业”指标，美国的农产品成本核算中也有一个“外包作业”指标。同时，中国有一个“租赁作业费”指标，这个指标能反映外包作业。然而，中国的“租赁作业费”指标与欧盟和美国的“外包作业”指标在口径范围上是有差异的。欧美把各种外包作业产生的费用以及“技术服务费”计入该指标。中国的“租赁作业费”不但包含外包的机械作业，还涵盖排灌费（含水费）和畜力费，然而不包含“技术服务费”。所以，在进行国际比较时，需要针对指标涵盖范围的差异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此来提高可比性。

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运用不同的核算指标，尤其在指标口径的精细程度上会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在 2006 年之前，美国把肥料核算分成化肥、农家肥和土壤调节剂这 3 项指标；从 2006 年开始就合并为“肥料”这 1 项指标。本文在进行指标分析时关注了时间方面的核算指标差异，主要是通过归并同类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同一时期同一个国家，由于不同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存在差异，所以核算指标会出现差异。例如，美国棉花成本核算包含轧棉费和灌溉费，然而在小麦核算中却没有这些指标；在棉花成本核算的收益和利润方面，考虑了副产品价值，但是大豆成本收益核算的收益和利润方面却没有考虑。本文将不同农产品成本核算中那些无法对应归类的个别特殊指标，调整到了“其他费用”里。在涉及收益和利润的情况时，对于不同国家之间在有无副产品价值的核算上所存在的差异，采取了统一纳入或者统一不纳入的具有可比性的处置方式。

因为上述存在可比性的原因，本文先是针对不同国家的农产品成本指标以及其口径所涵盖的范围展开了具体的分析。在这之后，依据已有的信息，尽可能地进行了一些能够使其具有可比性的调整。表 1 呈现的就是这些可比性调整之后的结果。表 1 依次展示了中国、美国、欧盟、巴西这四个经济体各自的农产品成本核算基本指标体系；在对各经济体农产品成本核算指标涵盖范围进行分析之后，最终确定了本文所采用的核算指标，其中“调整类别”是把不同国家的相应指标调整为本文核算指标的类别序号。本文虽做了尽可能的可比性调整，但仍存在一些非可比之处，利用分析结果时需留意这一点。

在“调整类别”里需特别提及的是“其他间接费用”。此为本文自行设定的一个指标。主要是将巴西“其他费用”中含有的“生产运输、处理、存储”这几项特有的指标归到该项里。同时，把中国“间接费用”中的“销售费”也归入此项。

欧盟的指标与数据是 2012 年的，来源于欧盟委员会。

成本水平

从中外农产品生产成本的绝对水平进行比较能够得知，中国的 5 种农产品生产成本已经在各个方面都高于其他主要生产国。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水稻的亩成本绝对差距相对较小，比美国高 91.74 元；大豆其次，比巴西高 184.92 元且比美国高 148.97 元；玉米比美国高 321.46 元；小麦比欧盟高 224.63 元并且比美国高 596.35 元；棉花的亩成本绝对差距最大，比美国高 1357.37 元。一般差幅在 20%至 30%之间，高的超过 60%（表 3）。

仅从单位面积成本的高低，或许难以判定中国农产品的成本竞争力，也就是难以判定中国的生产模式是否属于高投入高产出。而将投入产出联系起来的单位产品（千克，下同）成本，能够更好地反映产品的成本竞争力。产品成本分析结果显示（表 4），中国 5 种重要农产品的成本竞争力与其他主产国相比弱很多。从每千克产品的生产成本来看，水稻的生产成本比美国高 56.2%，高出 0.88 元；小麦的生产成本比美国高 33.8%，高出 0.62 元，比欧盟高 32.2%，高出 0.60 元；玉米的生产成本比美国高 97.3%，高出 1.02 元；大豆的生产成本比美国高 83.2%，高出 2.06 元，比巴西高 100.7%，高出 2.28 元；棉花的生产成本比美国高 30.6%，高出 5.79 元。

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自然就需要较高的市场价格，只有这样，生产才能持续下去。从单位产品的生产者价格来看（表 4），水稻的生产者价格比美国高 38.6%，高出的金额为 0.76 元；小麦的生产者价格比欧盟高 42.3%，高出 0.70 元，比美国高 46%，高出 0.74 元；玉米的生产者价格比美国高 94%，高出 1.05 元；大豆的生产者价格比巴西高 58.9%，高出 1.74 元，比美国高 63.9%，高出 1.83 元；棉花的生产者价格比美国高 66.8%，高出 7.48 元。

在全球性竞争市场中，是以国际价格为基准的。在这个市场上，中国的产品成本如此之高，并且其所要求的生产者价格也是如此之高。这样的成本和价格显然是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现有的农产品关税税率，是抵挡不了由巨大的价格差所形成的竞争的。

以上分析结果是以 2013 年数据为依据得出的。实际上，在 2014 年，中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涨幅达到了 10%以上，这使得中外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大了。2014 年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呈下行态势。然而，中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仍在持续上升。其中，大豆生产者目标价格达到 4.8 元/千克，该价格比上年政府实施的大豆临储价格高出 4.35%，也比上年的实际生产者价格高 2.35%。棉花生产者目标价格为 19.8 元/千克，比上年的实际生产者价格高 6.05%。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分别比上年提升了 2.22%、2.27%和 3.33%。小麦最低收购价比上年提高了 5.36%。2014 年的价格变动使得国内外价格差增大，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

注：

人民币与美元的比值按照中国银行公布的 2013 年年均汇率 6.1932 来进行折算；人民币与欧元的比值依据中国银行公布的 2012 年年均汇率 8.1067 进行折算；人民币与巴西的汇率取自巴西中央银行 2013 年的每日交易汇率，然后算出 2013 年全年平均的人民币与里亚尔的平均汇率 2.843737 并以此进行折算。

表中“-”意味着在该国对该农产品的核算过程中，不存在此项统计指标或者没有相关数据。

欧盟数据是 2012 年的，这对中欧农产品成本比较有两大影响。其一，成本要素价格上涨会致使低估欧盟的成本，因为欧美国家农产品成本的上涨率通常在 5%以内。其二，人民币对欧元的比值上升，2013 年比 2012 年升值了 1.42%，此因素会导致高估欧盟的成本。这两个因素的反向作用大致相互抵消，所以 2012 年的数据分析依然具备较大的可比性。

根据表 86 的数据来进行计算，在表中，负值意味着成本比中国低的绝对差值或者差幅，而正值则表示成本比中国高的绝对差值或者差幅。

成本结构

农产品成本一方面和投入要素价格水平存在关联；另一方面和投入量有关。从中外各自的农产品生产成本结构来观察，总体情况是中国的人工成本以及土地成本所占比重明显比较高，而美国和巴西的物耗费用以及间接费用的比重明显比中国要高（表 5）。

中外人工成本比重差异很大。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农业机械作业水平不高，所以人工成本明显比较高。而国外大量使用机械作业，这样人工成本比重就比较低，其机械成本体现在物耗费用里的燃料动力费、工具材料和修理费以及间接费用中的折旧费和财务费。

中国农产品成本里间接费用的比重偏低，原因主要在于间接费用的绝对额不大。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较小，这使得一方面管理费用较低，另一方面以农用建筑物和农机为主的固定资产投入也较少。正因如此，在间接费用中较为重要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财务成本就相对较少。2006 年中国取消农业税后，间接费用进一步得以降低。中国的间接费用里，折旧费和保险费属于最大的细项。美国的间接费用中，折旧费占比在 75%以上，其次是公摊的管理费，通常占 10%到 15%。大家都知道，巴西是一个资金成本和税负较高的国家，所以，其财务费的比重比较大（如表 6 所示）。

进一步对物耗费用结构进行分析，能够看出不同国家农业具有一些特点。美国的种子费用比重，除了小麦之外，普遍比中国要高，通常高出 8 至 10 个百分点，在大豆方面高出 15 个百分点。美国以及欧盟在物耗费用中的燃料动力费、工具材料和修理费，比中国明显要高，这是因为他们大量采用机器作业。巴西由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将所有费用都计入了机械作业费。中国的肥料费比美国普遍要高；巴西的肥料费也比美国普遍要高。中国的外包作业费（其中 90%以上是机械作业费）远远高于美国、欧盟和巴西。这可能是因为欧美国家大规模采用自有机械作业所导致的（如表 6 所示）。

成本稳定性

成本变化状况对于衡量成本竞争力的长期变动而言是一个重要指标。农产品成本呈现上升的总体趋势，倘若成本稳定性良好，那就意味着成本竞争力在提升。由于受到长期成本资料可获得性的限制，所以在此选取中美两国来对农产品生产成本的稳定性进行比较。选取 2006 - 2008 年的 3 年平均值，以弱化年际偶然性的影响，同时选取 2011 - 2013 年的 3 年平均值，用这两组平均值来对比成本变动的方向与速度。

从表 7 能看到此期间中美两国的情况。其中，5 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呈现上涨态势。中国的 5 种农产品生产成本上涨了，美国的 5 种农产品生产成本也上涨了。并且，中国的上涨速度比美国快很多。从亩成本方面来看，中国的亩成本年均上涨幅度在 12.3%到 14.3%之间。其中，水稻亩成本年均上涨 12.3%，小麦亩成本年均上涨 12.9%，玉米亩成本年均上涨 14.3%，大豆亩成本年均上涨 13.3%，棉花亩成本年均上涨 14.3%。而美国的亩成本年均上涨幅度在 4.3%到 7%之间，其水稻亩成本年均上涨 5.9%，小麦亩成本年均上涨 4.4%，玉米亩成本年均上涨 7%，大豆亩成本年均上涨 6.9%，棉花亩成本年均上涨 4.3%。中国的上涨速度比美国快。其中，水稻的上涨速度约是美国的 2.08 倍，小麦的上涨速度约是美国的 2.91 倍，玉米的上涨速度约是美国的 2.03 倍，大豆的上涨速度约是美国的 1.92 倍，棉花的上涨速度约是美国的 3.31 倍。

从物耗成本角度来看，中国水稻的物耗费用年均上涨速度是 8.7%，小麦是 9.1%，玉米是 9.9%，大豆是 8.7%，棉花是 8.4%；而在同期，美国水稻的物耗费用年均上涨速度为 5.8%，小麦为 4.4%，玉米为 7.6%，大豆为 7.9%，棉花为 3.8%。

从人工成本方面来看，两国的上涨速度存在极大差异。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工成本上涨情况如下：水稻为 15.9%，小麦为 17.9%，玉米为 18.7%，大豆为 14.8%，棉花为 18.3%。这 5 项农产品人工成本年均上涨率的算术平均数达到了 17.1%。而同期美国的情况是：水稻上涨 2.7%，大豆上涨 2%，玉米仅上涨 0.01%，小麦下降了 5.3%，棉花下降了 0.2%，5 项农产品人工成本年均上涨率的算术平均数是-0.2%。

中国的土地成本是突出的快速上涨指标，此期间水稻年均上涨幅度为 14.3%，小麦年均上涨幅度为 15.2%，玉米年均上涨幅度为 15%，大豆年均上涨幅度为 17%，棉花年均上涨幅度为 12.1%，5 项产品土地成本年均上涨率的算术平均数达到 14.7%；美国农产品成本类别中土地成本上涨速度最快，同期美国水稻年均上涨幅度为 10%，小麦年均上涨幅度为 5.5%，玉米年均上涨幅度为 9.3%，大豆年均上涨幅度为 9.3%，棉花年均上涨幅度为 8.6%，5 项产品土地成本年均上涨率的算术平均数为 8.5%。中国土地成本增速是棉花的 1.41 倍。

在欧美发达国家中，间接费用这一比例一般在 18%-25%之间，甚至会高达 1/3。间接费用在中国呈年均 10%-20%的速度增长，欧美发达国家的上涨速度通常在 5%以下。中国上涨速度较快，主要原因其一可能是原有基数较小，从而在计算上产生了高速度；其二是间接费用确实在显著上升。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中国的水稻农产品生产成本，从单位面积成本和单位产品成本衡量，其绝对水平高于同类农产品主产国竞争者；中国的小麦农产品生产成本，从单位面积成本和单位产品成本衡量，其绝对水平高于同类农产品主产国竞争者；中国的玉米农产品生产成本，从单位面积成本和单位产品成本衡量，其绝对水平高于同类农产品主产国竞争者；中国的大豆农产品生产成本，从单位面积成本和单位产品成本衡量，其绝对水平高于同类农产品主产国竞争者；中国的棉花农产品生产成本，从单位面积成本和单位产品成本衡量，其绝对水平高于同类农产品主产国竞争者。总体而言，中国农产品的成本竞争力低弱。

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主要是因为人工成本高昂且土地成本也高；在物耗成本方面，中国的肥料费用普遍比较高；而间接费用是很低的。

3. 中国5种农产品生产多数落入高投入低效益的状态。

高成本压力之下，中国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水平比其他同类农产品主产国要高很多，这就导致了中国农产品价格竞争力处于低下的状态。

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比较中美农产品生产成本的稳定性。两国的农产品成本都呈现出上涨的态势，然而，中国的农产品生产成本上涨的速度要比美国快很多，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在动态的过程中是在下降的。

二、启示

中国经济发展且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对内方面，推动提升了包含工资与土地在内的国内资源价格，为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提供了主要的推动力量；对外方面，致使前一时期人民币持续升值，汇率因素进一步削弱了在国际比较下的中国农产品价格竞争力。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汇率因素将会如何发挥作用呢？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存在升值的可能。这意味着汇率因素会持续朝着不利于中国农产品竞争力的方向发展。对于国内外这些主要因素的变化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做好应对的准备。

中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水平及结构表明，劳动力成本处于较高状态，这反映出中国的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偏低。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当中，工资将会愈发成为对产品竞争力产生影响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阶段，然而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总量规模，发展速度依然不低，同时社会正在快速老年化和城镇化，这些情况意味着工资水平将会继续升高。怎样降低劳动力成本是提升中国农产品成本竞争力的重要课题，而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则是降低劳动投入的必然途径。形成适度农场规模是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的基本前提，而提高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必须解决这两个关联难题。

农地租赁价格成为了中国农产品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去很多人曾认为西方的农地租赁价格高，然而如今情况已发生改变。一方面，中国原本的资源价格水平处于较低状态；如今，各地的农地租赁价格在持续且快速地上涨。另一方面，中国以往在相关方面较少运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早期进行农产品成本核算时，并不包含农地机会成本，仅涵盖家庭用工的机会成本；而现在，人们已经将土地纳入了核算范畴进行考虑，并且在现实中，农地租赁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了。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如何缓解农地租赁价格的上涨，成为了农业发展以及提高竞争力的一个新难题。同时，土地制度问题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破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它始终是一个深层难题。

中国目前大宗农产品生产遭遇的一系列难题中，有两个极为突出且棘手。其一，农场规模细小，使得务农收入偏低，进而致使农业的就业处于边缘化状态，并且持续发展乏力。对于此情况，到目前为止的农业政策，其主要措施是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增加农业补贴，意在借此缓解农产品成本的上涨压力，同时有利于提高农业收入。事实是，农户即便有较高的单位面积净收入，然而细小的农场规模却无法让农户获得社会可比较的收入水平。另一个难题在于，持续实施不断提价的价格政策，这既导致了国内外产品价格差，又加剧了这一价格差，从而使得国外农产品能够替代国内农产品。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且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价格政策与补贴政策难以从根本上处理小规模农业的成本和收入问题。扩大现有农场规模至经济适度的规模，是化解农产品成本和收入压力的关键所在。而形成适度农场规模，取决于劳动力转移、土地制度以及经营组织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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