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在相关大会上强调，需重振贸易投资。要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动力转换，也要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方式转变以及结构调整。同时，应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还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当前，百年的变局与世纪的疫情相互交织。清洁化且低碳化的能源革命，成为了新一轮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经济全球化遭遇了逆流。主要大国纷纷竞相发展零排放技术，都在追求相关标准制定的主导权。它们通过国内的单边主义立法来巩固自身的技术竞争力，还采用各种隐蔽的手段对本国的产业实施贸易保护，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清洁能源发展对技术创新要求较高，所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博弈中，产业链上游形成了“技术门槛”。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紧密关联，也与技术壁垒紧密关联，它成为了国家参与全球竞争、控制产业链以及占据优势地位的柔性工具。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快速发展。部分发达国家制定苛刻技术转让门槛及贸易流通规则，以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空间。发达国家主导清洁能源技术标准，以维持其在能源领域的相对优势。发达国家还通过贸易保护性反倾销诉讼、产业标准控制及知识产权申请竞争等手段，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空间。最终形成发展中国家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和产业壁垒。

产业链下游融入“绿色标签”。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了碳标签制度，把商品生产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标记，以所标记的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当作税基，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商品量化标准并以此征税。这种“绿色标签”主要体现在边境调整措施方面，包括关税及国内税等。其中，关税方面的措施有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其征税的前提是认定被征收国家未按规定实施减排政策；国内税方面的措施即根据国内能源税或碳税，让进口产品承担与本国同类产品制造企业相同的环境税负。部分发达国家以资源和环境保护为名义，借助非关税形式，依据国内的排放法与贸易制度，给进口自未实行减排政策国家的碳密集型产品提供一定数量的排放配额，以此来限制这些产品的进口，同时增加出口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致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

可见，新型能源技术以生产、储存、转化技术为代表，逐步形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且，对清洁能源以及使用清洁能源生产的产品进行限制，正成为新一轮贸易壁垒的发展方向。采取切实措施去主动应对清洁能源产业链上的国际新挑战，这有利于我国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我国保持清洁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有利于我国规避相关产品对外贸易的潜在风险。同时，这样做能够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作出贡献，能够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为引领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贡献智慧。核心举措是要形成技术标准方面的话语权，要形成产业布局方面的主导权，要形成多边治理方面的主动权。

推进技术革命，在清洁能源核心技术领域构建话语权。如今，我国清洁能源上游产业规模扩张速度很快，然而除了规模效应外，核心创新能力存在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了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游配套产业的发展较为迟缓，清洁电力入网以及消纳等问题还需要去解决，用电终端客户在使用的便捷性和智能性等方面还有待提高。在全球处于从高碳向低碳及净零碳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时，技术革新对于推动能源转型起着关键作用。世界大国围绕“碳中和”展开了一轮关于新技术和新产业的竞赛。我国需要持续挖掘创新增长的潜力，逐步攻克技术难关，健全能源开发利用的技术体系，推动新能源、新基建与数字技术的紧密联合，努力占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西方跨国公司有“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竞争趋势，我国在推进技术革命时，需注重掌握清洁能源关键技术领域的核心话语权。要推动清洁能源关键技术领域的中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鼓励一流能源企业把技术创新与标准创制融合发展，促使我国能源技术装备和标准“走出去”，加快中国清洁能源标准的国际化进程。

加大绿色投资，将提升在清洁能源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主导权。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恢复产生了影响，导致全球经济恢复存在不确定性。许多国家推行了绿色发展政策，以此促进了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同时，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也在不断加快。我国是世界上清洁电力装机容量最大且绿色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我国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我国还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并且我国具备成熟的大型基建项目投资经验。我国应持续充分展现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先行优势，接着要进一步提升绿色投资的力度，同时拓展绿色融资的方式，把资金朝着清洁能源、绿色交通、资源循环利用以及节能环保等领域进行投放，以达成高新科技产业、高能耗产业的布局与清洁能源产业链的整体发展格局相互契合的状态。在国际合作里继续发挥“一带一路”的纽带作用，与各个国家展开具有包容性的互动，在竞争当中去寻求互补，在合作之中实现共同的盈利，推动中国能源企业“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进程，共同建设绿色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力度增加，使得清洁能源的发展成为实现经济复苏及“双碳”目标的重要依托。在全球清洁能源新格局形成期间，清洁能源逐步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占据有利地位。

国家领导人强调要注重规则的制定，从而能够把握在清洁能源全球多边治理下的主动权。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把全球资源动员起来，去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全球发展。国际组织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是我国建构清洁能源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场所。当前，我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发展极为迅速。然而，在全球清洁能源标准化治理方面，我国仍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当面临清洁能源产业链上出现的新型贸易壁垒时，我国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所具备的结构性优势，加大与全球性标准组织以及区域性标准组织的互动合作力度。在全球碳市场的多边谈判过程中，我国要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积极推动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的全球碳市场。要善于利用多边协调来突破发达国家的“绿色规锁”。可以通过多边能源外交来缓解困境并且团结各方。要注重在清洁能源新基建标准方面展开讨论，也要注重在新兴能源技术网络安全准则等方面展开讨论。共同对智慧能源网络安全与新基建的治理规则进行规范。以公平正义的理念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持续推动构建起公平合理、包容共享且绿色安全的国际气候与能源治理新秩序，进而形成在清洁能源多边治理之下的“中国范式”。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动荡变革时期，清洁能源革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途径，也是应对能源危机的必行之路，同时还是推动经济绿色复苏的重要动力。在全球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大环境中，要主动去应对清洁能源产业链上存在的贸易壁垒。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清洁能源的多边治理当中。还要提升我国技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绿色投资来推动能源、技术、消费等全行业的价值链进行重构。从而实现从清洁能源大国向清洁能源强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