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发表于 2018 年第 5 期的《民族研究》杂志，注释和参考文献已删去。如需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的版本为准。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便可下载 pdf 全文。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对民族地区贸易开放水平所受到贸易便利化影响进行分析。

薛继亮

民族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不高。这对形成中国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不利。同时，也不利于形成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探讨此问题，本文采用民族地区 7 个省份以及俄罗斯等 3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来进行分析。认为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中，其战略地位较为突出，地缘优势也较为明显。然而，并未带来显著的区域发展优势，也没有切实地联通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是影响其贸易开放水平的关键制约因素。文章构建了一个由 5 个维度组成的贸易便利化体系，用于度量民族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研究发现，民族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较低。同时，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提升民族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个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1%，贸易额就会增加 1.24%，并且能够显著促进民族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民族地区应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这些措施包括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贸易便利化的机制能力建设，以及优化贸易制度体系等。通过这些措施，能够改善贸易结构，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深化。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 贸易开放水平 民族地区 “一带一路”

作者是薛继亮，他在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副教授。其地址位于呼和浩特市，邮编为 01002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大任务之一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求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构建起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然而，当前我国贸易开放格局呈现出“东重西轻”的态势，中西部内陆以及沿边地区还没有成为我国贸易开放格局的前沿地带和新的高地。民族地区借助口岸与他国相连接。然而，它并未展现出东部沿海地区那种贸易繁荣与经济发展同时并举的景象。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缘由在于，其贸易便利化水平要低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也正是本文选取贸易便利化作为研究视角，来论证贸易便利化对民族地区贸易开放水平所产生影响的最初想法。

一、文献综述

贸易便利化的作用在于降低贸易国之间的交易成本，以此来促进贸易扩张和经济发展。这一作用在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共同市场等区域一体化理论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并且，它也为边疆地区或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扩大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本国的贸易制度与贸易伙伴的贸易制度以及本国的贸易体制与贸易伙伴的贸易体制决定了两国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单个国家能够通过贸易便利化来实现贸易增长。关税壁垒正在逐渐减少或者被约束，与此同时，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在持续提高。伊万诺（K.Iwanow）的研究显示，贸易便利化提升 1%，出口额就会增加 0.5%。菲利普（J.Felip）的研究表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改善能够对贸易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库马尔（U.Kumar）的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托马斯（W.Hertel Thomas）等认为，日本的贸易增长源于该国的电子商务以及海关手续自动化等贸易便利化的改善，新加坡的贸易增长也是如此。谢普德的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能从贸易便利化的改善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这种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包括改善港口设施、限制乱收费以及提高网络服务水平等方面。威尔逊（J.S.Wilson）的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摩西（E.Mosé）和欧丽雅（T.Orliac）的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的改善能够让中低收入国家的总贸易成本降低 15.5%；马蒂（L.Marti）等人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对贸易便利化程度对对外贸易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李斌等对 109 个国家 2007 至 2011 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接着对其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贸易便利化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孔庆峰和董虹蔚验证了贸易便利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增长以及贸易潜力扩大能起到促进作用。杨军等以全球贸易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贸易便利化的正向作用极为明显，能够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经济福利。汪戎和李波建立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多样化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贸易便利化能够提升出口多样化。谢谦觉得，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市场整合、就业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溢出效应，然而，我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不高，在通关效率、边境管理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贸易便利化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意义，民族地区也同样如此。李豫新和郭颖慧在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计算之后，针对贸易便利化与贸易增长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边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处于最高状态，并且对边境贸易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孙林和徐旭霏在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衡量之后，论证了中国 - 东盟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所受的影响。他们发现，东盟机场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同时，提升港口质量等级、提高东盟海关效率、减少贸易壁垒以及增加因特网的普及率，这些方面对农产品出口东盟都有着显著的影响。方晓丽和朱明侠对中国及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基于此的实证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使贸易增加。孙林等人的研究发现，提升港口、铁路基础设施以及海关程序负担的质量，能够明显提高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且对区域内谷物进口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张晓倩和龚新蜀发现，在上合组织国家中，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是最高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而言比较低。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到上合组织国家起到促进的作用。谭晶荣和华曦以测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基础，接着运用引力模型，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给中国农产品出口带来的重要影响展开了实证研究。民族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低于东部和沿海地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省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都在 70 分以下。这些省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低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藏和内蒙古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最低。

国内外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已成为推动国际贸易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内容方面，相关研究较为充分。然而，对于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便利化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从贸易便利化的视角出发，对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现状进行综合分析。从理论层面探寻贸易便利化对民族地区贸易开放水平的影响，目的是为提升民族地区贸易开放水平提供参考性意见。

二、民族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现状分析

（一）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缘区位优势比较明显

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同，对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 - 中亚 - 西亚、中国 - 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这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进行积极规划。在这六大经济走廊当中，包含了我国的内蒙古、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具体情况见表 1。因为与经济走廊建设相关，所以本文把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新疆这 7 个省区确定为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拥有中国数量最多的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同时还有众多空运口岸和水运口岸，其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见表 2）。这些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入口，也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必须经过的通道。目前，民族地区借助中蒙俄经济走廊以及中巴经济走廊所具备的地缘区位优势，正在展现出明显的经济效应，过货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依托中国 -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的中泰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和中越五省市经济走廊，在双边贸易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大。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中具有战略地位且具备地缘区位优势，这为其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优势。其对外贸易呈现出增长趋势，例如：内蒙古在 2016 年外贸进出口总值为 767.4 亿元，对俄蒙贸易进出口总值合计达 368.8 亿元，占同期外贸总值的 48.1%；云南在 2017 年与东盟的贸易额完成 884.7 亿元，占全省外贸额的 56%。

（二）民族地区地缘区位优势没有带来明显的贸易竞争优势

2015 年，民族地区的空运口岸有 18 个，水运口岸有 26 个，公路口岸有 60 个，铁路口岸有 11 个。这些口岸分别占全国的 25.71%、19.26%、85.71%、55.00%。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 7 个省区的进出口额为 1434.47 亿美元，出口额为 674.62 亿美元，进口额为 759.85 亿美元。这些省区的进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占中国的 3.63%、2.97%、4.52%。东部地区的进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的占比为 90.42%、91.40%、89.10%，中部地区的占比为 3.51%、2.99%、4.21%（见表 2）。对比之下能看出，民族地区的进出口额比东部地区低很多，民族地区的出口额比东部地区低很多，民族地区的进口额比东部地区低很多。同时，民族地区的空运口岸在全国的占比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的水运口岸在全国的占比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的公路口岸在全国的占比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的铁路口岸在全国的占比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实际上，在 2018 年 6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经突破 9000 列，所运送的货物接近 80 万标箱，能够到达欧洲 14 个国家的 42 个城市，其运输网络覆盖了亚欧大陆的主要区域。但是其始发地极少在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这使得民族地区尽管具备良好的地缘和口岸优势，却依然无法摆脱成为东部，甚至中部一些地区贸易出口通道的命运，也无法聚集起明显的产业优势和区域发展优势，更无法形成贸易竞争优势。

（三）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不够深入

“一带一路”包含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 - 中亚 - 西亚、中国 - 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这些经济走廊联通的国家超过 40 个。然而，由于存在数据获得方面的问题，本文选取了其中 3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且，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也存在较大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大部分地区通过陆地实现联通。中国的进口贸易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比出口贸易更具优势。而在这些国家中，只有缅甸和老挝的出口贸易高于进口贸易。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商品较为依赖。其中，俄罗斯、蒙古、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其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额占本国全国进口总额的比值超过 20%。伊朗、捷克、波兰、哈萨克斯坦、沙特、老挝、印度等国家，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额占本国全国进口总额的比值超过 10%。2016 年，中国出口总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为 17%，中国进口总额在全球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为 12%。以此为参照，俄罗斯等 3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外贸出口额占它们各自出口总额的比重，比中国进口总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要低。双边贸易关系，尤其是这些国家对华的出口贸易，还有着较大的挖掘潜力空间。

（四）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水平较低的原因

民族地区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然而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不够深入。民族地区拥有较多对外贸易口岸，但是其贸易开放程度和贸易水平低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产业环境和产业产值比民族地区好，且进出口贸易活跃。民族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链条也不完整。所以，尽管民族地区拥有良好的地缘和口岸优势，但依然无法摆脱成为东部，甚至中部一些地区贸易出口通道的命运，也无法聚集其明显的产业优势和区域发展优势。

很多后发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具备产业优势以及经济发展优势的情形下，凭借提升贸易开放的水平，达成了经济的腾飞，像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这些地方就是如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相似点为贸易便利化程度高。相较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中国东部地区，民族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偏低。贸易便利化水平低，是民族地区未能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的重要因素，也是制约民族地区贸易增长的因素，更是导致民族地区无法从中国更大的开放格局中获取发展红利的重要原因。沿着这样一个逻辑，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后，能够发挥口岸的优势。这样能促使民族地区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变得畅通。同时，还可以把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充分地盘活起来。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本文选择了贸易便利化作为研究的视角，接着对民族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并且对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开放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三、民族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度量

（一）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贸易便利化的内涵包含简化各类通关及行政管理手续，强化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在贸易里的作用，对知识产权等进行保护。本文参照威尔逊（Wilson）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方法，以此为基础构建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评指标体系。威尔逊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包含口岸效率、金融和电子商务、海关和边境管理、政府和规制环境这 4 个一级指标。在其基础之上，本文增添了市场准入指标，此指标指的是两国政府之间针对各种进出口贸易所实施的限制措施，并且最终会以数量的形式呈现出来，是用国内市场规模指数以及外国市场规模指数来作为市场准入指标的。本文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评指标体系包含 5 个一级指标，还有 22 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基本上将贸易便利化所涉及的全部内容都涵盖了，具体可见表 3。

设计贸易便利化测评指标体系这样做，是因为口岸效率能够展现公路口岸、铁路口岸和航空口岸的设施质量以及运输服务的可用性，能体现交通运输和运输效率方面的优势，还能促进运输服务贸易出口；金融和电子商务有助于借助互联网快速开展国际贸易，提升了贸易范围和过境效率；海关和边境管理的便捷性与清廉性有助于提供便捷的出入境手续，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贸易和投资的吸引力；良好的政府和规制环境能够构建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技术引进体系，也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实现技术外溢和集聚效应；市场准入体现了市场的开放性与吸引力，通过互补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国外市场规模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收集并整理了以下这些方面的数据：中国的数据，中国民族地区的数据，以及俄罗斯等 3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2007 - 2016 年数据，涵盖口岸效率、金融和电子商务、海关和边境管理、政府和规制环境、市场准入等 5 个方面；本文的二级指标及其取值范围主要取自《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on Review，GCR），同时也参考了《全球贸易报告》(World Trade Report)。此外，选择这些国家作为样本，一方面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这样的选择有助于问题研究的一致性，并且能够避免内生性问题。

（三）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度

本文对贸易便利化指数进行测度。首先，要对各个指标确定其权利，以此来获得贸易便利化指数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在这些指标中，口岸效率、金融和电子商务、海关和边境管理、政府和规制环境以及市场准入这 5 个一级指标是均匀分布的，每个指标都占 20%。考虑到数据需保持一致性，本文针对互联网使用人数、固定宽带互联网订阅、国家信用评级、清廉指数这四个二级指标，按照 1 - 7 的取值范围进行处理，目的是消除变量自身变异大小和数值大小的影响。之后，对二级指标的权重也进行了均等化处理。最后通过加权和的方式计算出 2007 至 2016 年民族地区以及俄罗斯等 3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的平均测评结果。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模型能够用式（1）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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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FI 代表贸易便利化水平值。Z₁为一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值，Z₂为一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值，Z₃为一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值，Z₄为一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值，Z₅为一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值，这里的 n = 5。Z₁等于从 j = 1 到 n 对 X₁进行求和再除以 n，Z₂等于从 j = 1 到 n 对 X₂进行求和再除以 n，Z₃等于从 j = 1 到 n 对 X₃进行求和再除以 n，Z₄等于从 j = 1 到 n 对 X₄进行求和再除以 n，Z₅等于从 j = 1 到 n 对 X₅进行求和再除以 n。X₁是标准化后的二级指标数据，X₂是标准化后的二级指标数据，X₃是标准化后的二级指标数据，X₄是标准化后的二级指标数据，X₅是标准化后的二级指标数据。y₁是第 1 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y₂是第 2 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y₃是第 3 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y₄是第 4 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y₅是第 5 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y⁽max⁾₁是同类二级指标的最大值，y⁽max⁾₂是同类二级指标的最大值，y⁽max⁾₃是同类二级指标的最大值，y⁽max⁾₄是同类二级指标的最大值，y⁽max⁾₅是同类二级指标的最大值。计算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如表4和表5。

从表 4 能够看出，民族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比东部地区低，比中部地区低，比西部地区低，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在这些方面中，金融和电子商务是其制约因素之一，海关和边境管理也是其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从表 5 能看出，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比发展中国家高。与民族地区陆上联通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其贸易便利化水平普遍处于较低的状态。民族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是 4.01，并且仅仅比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以及巴基斯坦等这些国家和地区要高。“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其贸易水平也较低。通过对 2016 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值进行排名可以发现：在排名前三十的国家中，属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有中国、印度、越南和泰国，其余的都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排名②与表 5 里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排名非常一致。这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和贸易开放水平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也就是说，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民族地区贸易开放水平的改善是有帮助的。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民族地区贸易开放水平有重要影响，所以探寻民族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开放水平的影响作用，就成为本文下一步论证的重点。基于此，本文将结合一个扩展的引力模型，来对民族地区贸易便利化与贸易开放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四、民族地区贸易便利化影响贸易开放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来源

廷伯根（Tinbergen）和波依霍宁（Poyhonen）最早提出了贸易引力模型，此模型认为贸易规模与经济总量呈正相关关系，同时与国家间的距离呈反比关系；林尼曼（Linnemannn）和伯格斯特兰（Bergstrand）把人口变量拓展到引力模型中，并且用人均收入替代了人口数量，从而丰富了贸易引力模型的形式。地理因素在国家间贸易中作用明显，贸易成员的经济规模在国家间贸易中作用明显，人口在国家间贸易中作用明显，其他政策因素包括特惠政策在国家间贸易中作用也非常明显，这些因素是可以引入标准引力模型的。

标准的引力模型包含市场规模、地理位置以及贸易政策的虚拟变量等三类解释变量。本文以一个标准的引力模型为基础，将贸易便利化等指标引入其中，对民族地区贸易便利化与贸易开放水平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这样的一个扩展引力模型能够设定为式（2）。

其中，EXPij 表示 i 国对 j 国的出口量。用这样一个规模指标来体现贸易开放水平。之所以不采用相对指标，是为了防止与 GDP 指标在实证过程中产生干扰，进而致使估计方程出现失真的情况。i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 GDPi，j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 GDPj；i 国的人口总量是 POPi，j 国的人口总量是 POPj；i 国对 j 国的地理距离是 DISij；j 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是 TFIj；j 国的关税水平是 TAFj。出口数据源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进口国和出口国的 GDP 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人口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关税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贸易便利化数据来自上文的计算结果。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距离从距离计算网站获取，其单位为公里。

本文对贸易引力模型的解释变量设计见表6。

（二）估计结果及解释

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时，需要考虑数据的平稳性以及协整关系。本文利用 ADF 单位根检验，得知所有滞后一期变量在 5%的显著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因为本文数据相对较短，所以直接对模型进行估计。基于此，依据霍斯曼（Hausman）检验的结果，本文舍弃了随机效应模型，选取了固定效应模型，其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7。本文将贸易变化指标锁定，持续加入出口国 GDP、关税、贸易便利化等指标来对式（2）进行估计，从而得到模型 1 至 3。在所有的估计模型里，模型 3 的拟合程度较高，其估计结果也较为显著，并且模型 3 的解释力更强。在模型 3 中，除了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人口数量不显著之外，其他变量都至少在 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从模型 1 到 3 进行比较可知，贸易便利化对促进国际贸易有帮助。民族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1%，贸易额就会增加 1.24%。贸易便利化水平在双边贸易中是最大的引力来源。并且，贸易便利化的改善能够缓解地理距离对贸易的约束，因为随着贸易便利化的改善，距离对贸易增长的负面作用在降低。

因此，在对距离进行控制的情形下，提升贸易便利化的水平，是能够促使民族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得以增长，并且能够推动区域一体化实现增长的。欧盟内部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践，也证实了贸易便利化能够破除边境效应所导致的“距离之谜”，从而达成贸易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加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贸易的便利化水平。这样做必然会对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起到增进作用，尤其是对民族地区与其邻近国家的贸易关系。贸易便利化能够创造自由的贸易环境，从而降低贸易的交易成本。因为这样，就可以增加中间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机会，进而能够提高民族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开放水平。

五、提高民族地区贸易便利化、推进贸易开放水平的措施建议

贸易便利化对民族地区贸易开放水平有重要影响，它已经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提高贸易便利化的水平，能够使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得到极大提升。需要从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着手，以制约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关键因素为切入点。既要提升硬件建设水平，又要增强软件建设力度，以此来实现贸易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

（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属于贸易便利化的基础工程，同时也是硬件保障，它对促进贸易发展以及提高贸易效率有着巨大的作用。民族地区应当与陆上邻国构建起水陆空相互协调的国家级枢纽。在北方民族地区，需加大俄罗斯莫斯科与喀山之间、蒙古国乌兰巴托与乔巴山之间、中国呼和浩特与乌鲁木齐之间的高速铁路和跨境公路的建设；西部民族地区应进一步强化中巴经济走廊，以及新疆到中亚各国的铁路、高速公路等建设；南方民族地区要加强大湄公河运输体系，完善跨境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重点建设枢纽城市和口岸。枢纽的节点不一定在中国。这些节点可以通过各国间的谈判来确定。

发挥民族地区口岸城市的支点作用，要逐步让口岸城市向自由贸易区发展。这就需要民族地区开放更多的口岸城市，以此来促进资源要素的流通以及优势的互补。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的实践给出了大量有效且可复制的经验，所以可以考虑在民族地区口岸城市建设更为开放和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

筹建资本平台。可以考虑在民族地区构建开发基金等金融类平台，一同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开展融资与投资活动，在不同国家之间创建联合金融机构并设立专项基金。除了利用政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途径之外，还能够考虑设立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资的银行。

（二）加强贸易便利化的机制与能力建设

民族地区需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对贸易领域进行战略规划，修订法规标准和政策措施，以此来营造良好的外贸发展环境，同时加快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优化自由贸易发展的软环境。能够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食品农产品的准入进程，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品开辟进口查验绿色通道，对跨境电商进口商品的防伪追溯方式进行简化，将进口商品标签审验程序前置，对进口冷链商品的查检流程进行优化等。

2.强化通关一体化建设。确保民族地区所有运输方式进口的商品都能适用“一次申报、分步处置”的通关作业流程，同时确保企业能够自报自缴税款，海关将税收征管要素审核后置等改革措施得以实施；确保外贸进出口企业在全国任意一个海关都可以完成申报和缴税等海关手续，以简化口岸通关环节的手续，压缩口岸通关的时间，达到申报自由、手续简便且通关顺畅的效果。

提高通关效率，促进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检验检疫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开发“海关跨境合作平台”，并互认海关监管数据。积极推进“单一窗口”以及“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监管互认工作，同时进行信息交换，以此来提高通关效率。

强化民族地区与周边相邻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对贸易制度体系进行优化。

民族地区需加快对相邻国家贸易投资协议的双边谈判并予以修订，同时加快地区性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尤其要着手开展双边自贸区的建设工作，携手营造出公正、透明、高效且安全的营商环境。在 2017 年，中国与蒙古开启了自贸协定的联合可行性研究，并且与巴基斯坦签订了 38 项双边贸易协议。这些双边协议能够提升法律法规以及行政监管的效率与透明度，为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高了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