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成千上万的基层行政单位，数量庞大，如何使这些分散的村落达成普遍繁荣，必须寻求多种多样的发展途径。

网络市场的快速扩张，正在重塑中国农业的进步路径，调整农民的日常习惯，重塑乡村的社会面貌，这种变化意义重大，值得深入探讨和持续重视，它关系到农业、农村、农民的长期发展，也影响着乡村复兴和共同富裕的最终成果。

二零二二年，澎湃新闻发起了关于农业同互联网的专项考察活动，深入全国十处农产品核心产区，制作了十份考察文献，提出了十份政策性建议，制作了十部纪实性影片，旨在探讨互联网同现代农业生产的关键性问题。

傅小凡 制图

宜城市处在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地带，位于襄阳市的南边，距离襄阳市中心大约38公里远。

汉江在宜城52公里河段将版图分隔为河东、河西两区，该区域整体地形呈现“四山一水五分田”的分布特征。宜城市气候属于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类型，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特征，阳光资源丰富，水资源充足，热量条件优越，雨季与热季同步，无霜期时间较长，但降水年际波动明显，干湿季节界限清晰，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则寒冷干燥，这些气候特点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与众不同的地理位置，让宜城发展成为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地区，赢得了“一跺脚就能找到油的地方”、“水陆丰饶之地”、“农业之宝”等诸多赞誉。宜城板鸭、皮蛋、西瓜、大米得到了国家地理标志的认可。

近些年，宜城红薯产业崭露头角，进步速度迅猛。一种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和兴盛，涉及哪些原因？红薯产业对当地乡村和农户造成了什么影响？围绕这些疑问，今年8月，澎湃新闻农业与互联网研究小组前往宜城，执行了考察和探究工作。

二零二一年，宜城市红薯种植区域大约有十万公顷，单个公顷的收获量大约是四千公斤的新鲜薯，整体的收成数量达到四十万公担，这个产业在宜城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

红薯产业因何而兴

调查得知，红薯产业在宜城兴起，属于市场自发推动的结果，并且红薯网络销售在此地展现出特殊的影响力。从网络销售的角度看，宜城的自然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特点、劳动力价格水平、商品配送费用等方面，与其他区域相比，都拥有一定的优势，这既维护了红薯的优良品质和风味，也提升了红薯最终销售价格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到当地从事红薯交易的公司和个体不断增多。

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公布的信息显示，2021年，全市甘薯的种植规模达到十万公顷，每公顷平均收获鲜薯四千公斤，全年总产量约为四十万吨。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河东的板桥店、流水、南营、王集等乡镇的丘陵地带，其他地方也有少量分布。主要种植的品种包括龙薯9号、西瓜红、紫薯鄂薯6号以及苏薯八号。

红薯产业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与其他农作物相比，红薯的市场售价偏低，加之当前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其经营收益相当有限。尽管网络销售渠道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集中和规模扩大，但当地红薯行业仍以初级产品流通为主，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红薯深加工产品尚未得到充分开发，陈旧的农业产业布局问题依然亟待破解。

冯楚军研究员向澎湃新闻透露，宜城市电商与农民善于借助当地地理优势、交通条件以及土壤气候特点，成功扩大了本地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仅限于自身种植，还借助早期品种与规模吸引了周边农产品在此交易。这表明当地红薯产业正朝着农产品产业化方向稳步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

他主张，宜城红薯的长远规划应当由相关组织，比如红薯行业协会、农业专业合作社或者红薯种植协会，依据红薯的不同成长时期来实施指导。

陈奎是宜城本地人，土生土长在那里，从拼多多开始卖宜城红薯已经四个年头了，每天利用这个平台，大约要发出一万五千份左右订单。

电商吸引年轻人返乡

在宜城，能体会到年轻人给这个县城注入的生机。课题组在当地见到一些以红薯生意为主的网店从业者及关联行业的年轻人，他们充满活力，也愿意回县城做网店相关的事务，自己增加了收入，也为当地提供了不少非农业的工作机会。近些年，像拼多多这样的网络销售平台开始向乡镇延伸，开展红薯的网络销售业务，参与其中没有严格的要求，或许租个库房，对当地农作物种植状况有个基本认识，就可以开展相关活动。

陈奎是宜城本地人，出生于80后，在拼多多上销售宜城红薯已经持续四年了，通常每天能处理大约1万5千个订单。每年从八月到十一月，他主要售卖宜城的红薯，从十二月到次年的二月，则转而销售山东的货物，而每年三月到六月，又会换成销售广东的物品。在他看来，宜城本地的红薯在网上的销售很有优势，当地的人力费用和红薯的购买价格都比较有竞争力，而且红薯的品相也相当不错。

课题组在宜城的分拣仓库碰到了陈奎，询问了红薯产业为何在宜城发展起来，陈奎表示“这是市场自主发展的结果。”

他说明，在拼多多这个网络销售平台，在业务繁忙时段，他的网店每天能够处理超过两万个订单。2021年整年从事红薯的网上销售，总共完成了超过一千万笔交易。在实体方面，他现在聘请了三十到四十名产业人员，这些人大多都是本地的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每个人的日工资在150到200元之间。在销售旺季，农民从事红薯产业的同时做其他工作，每月的收入能够达到一万元。

段梦阳是宜城人，90后从事电商行业，经营红薯生意已经五个年头，2021年销售额达到了四千到五千万元。他大学毕业后曾外出工作，后来因机缘回到家乡宜城开展电商业务，现在既负责个人店铺发货，也承接其他商家的代发货服务。红薯主要销往广东、浙江等地，主要覆盖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

我们提供代发货服务，段梦阳这样讲，外地商家接到订单后，由我们负责配送，这主要是因为宜城的红薯价格低廉，而且质量令人满意。当地红薯未上市期间，我们会从其他产地的红薯调拨到宜城来。

宜城当地，红薯行业里有个特殊岗位，称为代办。这个角色充当着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和种植户之间的联络桥梁。代办多为本地青年，曾在城市里完成学业，对家乡情况了如指掌，有些还是村里有影响力的人物，因此能顺畅地和农户交流。根据市场销售状况，电商平台常会指派代办与全村种植户接触，引导他们进行目标明确的耕作。比如，因为紫薯和西瓜红的市场售价更优，代办机构会向当地农民推荐种植这两种红薯。最终，网络销售平台会以高于代购价格的方式，从代办处购买这些红薯。

陈奎介绍，当地一个电商差不多可以“养活”7到10个代办。

陈奎、段梦阳这类从事电商创业的人，以及当地年轻的“代办”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是80后、90后，曾经在大城市度过了较长时间的求学和工作生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见识，这也为他们回到家乡创业打下了基础。凭借拼多多这类网络平台的低门槛特性，以及对自己家乡情况的了解，他们很快发现了市场机会，利用宜城本地独有的资源优势，开始发展红薯种植业务。他们的收入大幅提升，当地农民因此增加了收入，同时也促进了相关红薯产业的进步，为更多农民提供了兼职岗位。

从实际情况看，许多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从事电子商务，为地方经济带来了大量的人才资源。也就是说，当地甘薯产业的进步，也得益于这些勇于创新的新一代创业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章奇指出，平台、电商与农户形成的产业链中，平台将风险从电商和农户那里转移，由自己来承担，这种做法使得平台成为风险承担者。平台为电商解决了销售难题，使得商品流通环节得以顺畅。章奇认为，电商借助平台，成功将最终消费端用户群体连接起来。这个阶段会出现规模效应现象，商家自主开拓市场时，所需花费的开销相当可观，然而借助拼多多这类平台，就能大幅度降低宣传开支。此外，平台所拥有的庞大流量和用户基础，使得像宜城红薯这类品质优良且售价合理的商品，能够快速成长，并获得规模效益。总之，借助该平台，商家拓展了最终客户范围，形成了显著的规模优势，同时减少了固定成本支出。

另一方面，平台还会产生一个引导作用。由于购买者无法判断商品好坏。平台在此环节充当了品质把关者或权威证明的角色。总而言之，商品能够上架销售，根本条件是红薯品质达标。因此，买家会感觉更安心，进而也更愿意下单对于农家和网店来说，借助这个渠道，可以接触到更广泛的购买者，同时也能获得购买者对产品的认可。

根据掌握的情况，当地农民每户大约种植红薯十顷，每顷产量为四千至五千斤，部分品种每顷能产八千斤，促使薯农每年增加收入五千元。

成为红薯交易中心之后

调查团队在宜城考察时了解到，红薯的栽培方法比其他农作物更容易掌握，并且成熟时间较短，储存方便，因此很受农民欢迎。当地农民多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种植，一般每户种植大约十亩地，每亩的收获量通常在四千到五千斤之间，部分品种甚至能达到每亩八千斤，这样就使得种植红薯的农户每年能增加大约五千元的收入。以红薯为主的一些农产品网络销售及其后续加工产业在宜城开始发展，同时促进了当地乡村经济的进步。

宜城市商务局公布的信息表明，该市拥有65家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在2021年，这些电商企业的线上销售总额达到了3.5亿元，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0%。

宜城当地农民也种植红薯，由于人工费用相对较低，且交通条件完善，这里成为全国性的红薯集散地。农忙季节过后，广东、河北、河南等省份的红薯会运到这里，经过筛选和包装，再分发到全国各地去

根据宜城市邮政管理局披露的信息，今年起，宜城市各乡镇的红薯种植区，情形与往年不同，不再出现红薯销售不畅的状况，反而经常出现需求超过供给的情况，每天发出的红薯快递包裹数量已突破三万件，总重量超过十万公斤，不仅将本地的红薯全部售出，还促进了河南、山东等省份红薯的流通。二零二二年前八个月，一共发出红薯六百六十七万五千单，预估红薯品类全年可发一千二百万单，销售量超五千零万斤，促使农产品销售额突破一亿元。

由于红薯等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该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逐步减小。根据宜城市年度经济与社会状况统计报告，2021年该市城区住户平均获得的收入为38386元，较上一年提升了9.1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平均用于生活的开销是23263元，较上一年增长了24.7个百分点；同年该市乡村住户平均获得的收入为22273元，较上一年增长了13.0个百分点；乡村居民平均用于生活的开销是17557元，较上一年增长了21.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平均获得的收入比例是1.72，比前一年减少了0.06。

宜城市红薯产业的进步，并非只受短期状况影响，还遭遇了电子商务领域专业力量不足的困境。

进一步发展的挑战

当前，红薯产业呈现上升趋势，不过短期内受到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影响，长期发展也存在结构性难题。

先是气候等难以掌控的方面，网络销售行业普遍指出，受某些无法控制的情况制约，部分区域无法按期发出货物或推迟派送，今年至今各类运输开销较往昔显著增加；同时夏季中部区域遭遇极端干旱状况，番薯收成较往年偏少，这也导致宜城地区的番薯购入价格上扬，番薯网络销售的盈利幅度受到挤压。

段梦阳也透露，受制于一些突发状况，出货与进货环节遭遇阻碍，今年前六个月每天出货量介于五千到八千单之间，相较之下，去年同期的日出货量至少达到一万单以上。

另外电商商家们普遍反映今年物流费用涨了。

当前电商行业面临的困境，宜城地区也相应出台了一些帮扶措施，缓解经营压力。针对年交易额突破五百万的网商，会发放三万至五万的财政支持。对于资金周转不灵的店铺，会提供一定数量的免息借款帮助。

物流配送方面的情况，宜城市商务局电商中心的负责人说明，本地设有专门的农产品绿色通道。

由于电商平台普遍存在费用难题，冯楚军指出，要减少开支，一方面需要通过打造品牌优势，从而提升产品售价。另一方面要扩大经营规模。他提议，针对红薯当前价格偏高的状况，平台可以在部分流程中给予优惠，或者政府部门实施一定的扶持政策，同时农户也能适当调整心理价位，共同度过这个特殊的阶段。例如拼多多的“超级农货节”与“丰收节”促销活动，在生鲜农产品不收取中介费的前提下，还提供了价值达数十亿的顾客引流支持和资金补助，从而帮助了诸如宜城红薯之类的多种农产品实现销售增长。

宜城市商务局电商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当前农村中青年群体大多选择外出打工，新兴的电子商务行业虽然能够吸引部分年轻人回到家乡，但这部分人数仍然不足。乡村网络销售如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其形态已超越原先的电商平台，融入了更多元化的渠道，例如短视频营销、互动式销售以及娱乐化购物等模式，这些新兴的营销方式对从业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不仅需要具备创意策划、视觉设计、市场推广、视频制作与编辑、内容撰写等多方面的专业技能，而且对人才的需求量也显著增加，宜城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相对不足。

此外，宜城网络销售的商品包含红薯、皮蛋、咸蛋、香菇、木耳、娃娃菜等，这些商品大多缺乏高附加值，而且种类比较有限，现在，尽管在众多网络平台上宜城的红薯销量位居前列，促进了当地红薯种植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可是品牌优势还不突出。

这位负责人同时透露，宜城电子商务产业的相关设施需要进一步改进。快递行业要从各自为政的状态转变为联合发展，分拣和配送站点要慢慢实现自动化管理。还要为一些乡镇的电商服务机构添建服务场所、存储空间和冷藏库房。同时也要重新启用村级电商的服务网点。

中国改革研究会专家冯楚军指出，网络销售平台的介入，增强了农业生产者的竞争观念，促使他们设法改进红薯这类农作物的质量，并扩大其生产规模。

数字农业正在带来深远变化

根据宜城红薯产业进步态势，冯楚军指出，凭借宜城的优越条件，在市场因素推动下，在生产环节，能够快速提高当地红薯的产出量和经济收益；在流通环节，网络销售将宜城外地的产品引入当地进行交易，扩大了本地销售总额。这不仅改善了农户的经济状况，也使得相关农业企业和从业者获得了更多收益，为发展当地农业产业，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新路径。

冯楚军认为，经由拼多多等网络销售渠道的介入，促使农业从业者增强了参与市场竞争的自觉性。农户会主动寻求改进红薯等农业作物的优良度和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农业劳动者的诚实守信观念。市场存在着竞争筛选机制，信誉良好的销售商和种植者，从长远角度出发，能够获得更丰厚的收益。

其次，宜城案例表明，电子商务推动了农业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现代化进程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平台将电商直接与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接，这转变了乡村相对陈旧的生产模式和生活习惯。农户因此能够迅速获得市场信息，依据这些信息调整农业种植布局，从而促进了农业行业和乡村区域的现代化进程。

接下来，网络销售平台为地方当局促进乡村再振兴或实施各项支农措施提供了新的试验田。过去，农业扶持措施是直接将款项拨付给农户，各类优待措施的实施往往不够到位，一些非农业生产者也有可能获得补助。倘若借助网络销售平台将生产者与产品对接，未来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将能获得新的启示，政策执行方式也必将更为精确。换句话说，我们先前对农业和农民的理解主要是指生活在乡村并且从事耕作活动的人。随着网络销售平台的参与，农业领域可能会明确划分出生产者、分销商、技术支持商等不同角色，从而更充分地展示整个产业的各个环节。因此，国家的扶持乡村政策需要将生活在乡村的人群和从事农业产业活动的人群进行合理区分。

宜城市在这方面值得借鉴,政府部门其实可以探索农业补贴的新思路,将资金集中投向最关键的地方。就全国范围而言,宜城的做法能为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分类实施提供参考,为后续的全国性政策优化积累实践基础。这是冯楚军提出的观点。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樊盛涛，参与该课题研究的人员有南储鑫，他来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韩仲德，他同样来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以及樊盛涛，他同时供职于澎湃新闻。该课题的统筹协调工作由田春玲负责，她任职于澎湃新闻。

海报设计 傅小凡